邢窑装饰初探
一、前言
像陶器、铜器、玉器、金银器一样，当瓷器的烧造走出了它的原始阶段，古代制瓷工匠们倾其才华、尽其所能，将瓷器王国装扮得绚丽多彩。瓷器装饰可分两类：一类是用胎和釉或者化妆土和釉的结合，制造出釉的深浅及色彩明暗的装饰；一类是用不同的装饰技法，达到改变器物外观和造型的装饰。也有人将瓷器装饰分为釉装饰、化妆土装饰、加彩装饰和坏体装饰［1］。本文只涉及加彩装饰和坯体装饰。坯体装饰又可分为胎形装饰［2］和工具装饰。胎形装饰是指利用器物本来的形状进行的装饰，如雕塑、贴塑、捏塑、旋纹、模印等。工具装饰是指利用各种工具进行的装饰，如刻、划、画、剔、镂空、戳印、削边、按压等。当然，实际上这两种装饰经常是交叉使用、密不可分的。
邢窑瓷器固然以其洁白、莹润、素雅为世人所称道，更以其隋代透影白瓷的发现而著名，但“光素无纹”、“邢瓷尚素”并不是其全部。正如同时期我国北方大部分窑场瓷器一样，光素是一定时期内瓷器装饰的主旋律，但并不占主体的胎形装饰和工具装饰，同样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本文拟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和部分馆藏品，对邢窑的这种装饰进行初步研究，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二、邢瓷装饰种类
对邢窑从创烧到衰落的所处历史时期，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从北朝末到五代［3］，一种是从北朝末到金元之际［4］。本文采用前一种意见，原因很简单，五代以后的邢窑瓷器及装饰应归入定窑系。
就目前所见，邢窑装饰种类较多，计有弦纹、模印、压印、戳印、按压、雕塑、贴塑、捏塑、刻划、镂空、削边、三彩、点彩等。兹分述如下：
弦纹。有凸弦纹和凹弦纹两种。本来弦纹是轮制时器物胎体表面留下的痕迹，但这里是指窑工刻意制作的装饰用弦纹。这些弦纹主要使用于钵、盆、罐、执壶等器物上，其中又以凹弦纹较多且具特点。饰于器物口部或腹部的弦纹主要用于装饰，而饰弦纹于器物肩部，还有定位系、耳、把手的功用。
模印。花纹种类大致有莲花、圆圈、连珠、蕉叶、叶脉、花朵、人物、动物羽毛等。主要用于装饰扁壶、执壶、动物造型的器物、人面形埙、莲花座等。模印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瓷泥填塞进带有图案的模具中，另一种是直接使用模具在未干的瓷泥上印制。对于较简单的器物如莲花座，模印可直接一次成型。大部分器物如人俑，则要分前后两片分别制成后再进行粘接。而一些较复杂的器物如鹦鹉杯，则分多片模印后再粘接而成。
戳印。用于模具的制作和枕面、瓶颈等器物的表面装饰，其纹饰主要有圆圈、蕉叶、莲花等。另外一些压印的条纹等，亦可归入戳印之列。
按压。是用手或其他工具在器物的口沿部位，由里或向外压迫胎体使之变形的装饰技法，这种方法简单、实用。
刻划。根据需要用尖状工具或刀具在模具或器物上刻划出深浅不同，长短、宽窄不一的各种线条，组成完整的图案。刻划的使用比较广泛，比如印花模的图案，大多先雕刻、刻划成内模，再翻印成印花模。人俑衣褶和毛发等细部也多经刻划、加工而成。窑具或器物上的字款、符号，应该说也是刻划而成的。
雕塑。分两种：一种是大致模印后再进行细部雕塑和刻划，如人俑等；一种是较小型器物或器物局部，直接用手捏塑而成，如小瓷塑狗、马、羊等。早期人俑的制作程序大致是：头、身分做，每部分分前后两片分别模印后取出。其中身体部分下部留有空隙，插入一木棒，使未干的胎泥固定其上，再进行细部的加工，之后再粘上头和座等。
贴塑。分两种：一种是将模印成型后的花朵或器物附件粘贴于模具或器物上，如铺首和莲瓣纹装饰；一种是将器物附件用手捏制成型后再粘贴于器物的相应部位，如罐耳、柄、把手等。
镂空。就是用刀一类的工具把器物胎体上的花纹图案部分雕空，故亦称透雕。其程序是先于未干的胎体上画或划上花纹图案，再根据需要进行透雕。
削边。主要用于碗、盘类器物，即在胎体未干之前用刀将器物口部削去部分边沿，使之成为花口，以增强器物的美感。
点彩。邢窑的点彩装饰并不多见，主要用于扁壶、少数器物口沿如钵和动物造型的眼睛、嘴部的装饰。邢窑点彩早期为釉上彩，大致到晚唐五代时期发展为釉下彩。
三彩。主要装饰钵、盘和罐类器物。三彩颜色主要是褐、绿、黄，也有红、白色。其特点是在器胎上先施一层化妆土进行素烧，再上彩入窑烧成。另外邢窑也烧制绿、黄、褐等单色彩器物。
三、邢窑装饰分期及其特点
依据邢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器物和器物装饰的特点，大致可将邢窑装饰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北朝至初唐，第二期为盛唐，第三期为中唐，第四期为晚唐至五代。各期特点分别总结如下。
第一期：北朝至初唐，下限约到7世纪中期。本期是邢窑的创烧和早期阶段，但是却发现了目前为止我国最早的透影白瓷，而且产量已经相当可观，足证其制瓷工艺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同时，其装饰工艺也值得一书，首先是装饰技法使用较多，主要有弦纹、贴塑、模印、戳印、刻划、点彩和单色彩等；再者是装饰涉及的器物种类较为广泛，反映出一片繁荣景象。
弦纹以凹弦纹装饰为多，主要用来装饰钵、盒、罐类器。弦纹装饰虽然简单，但效果比较理想。邢窑窑工利用青瓷釉光亮透明而且釉厚时颜色加深的特点，在器物外表饰一周或几圈细细的凹弦纹，使得凹弦纹处积釉后明显于器物表面，效果简洁明快。模印使用较多，模具纹样的制作主要使用了刻划和戳印的方法，其纹饰主要有蕉叶纹、莲花纹、连珠纹、圆圈纹、水波纹、动物羽毛等。模印器物数量较多，如人俑、人面形埙、鹦鹉杯、砚台足、莲花座等。人俑等是专为死人制作的随葬品。所见多为头、身分做，头和身分别经过简单的分片模制成形后进行粘结和雕塑，同时进行毛发、衣褶等的刻划。总体上看，模印题材丰富，图案主题明确，生动有趣，线条亦较为流畅。贴塑的使用也较多，除了壶、罐等器物上附件的贴塑外，少量精细白瓷上还贴塑有铺首等。戳印装饰只见于模具纹饰的制作。刻划的使用不多，除了模具纹饰的制作和少量窑具上文字的刻划外，器物上的刻划只见于精细白瓷。点彩也使用不多，主要用于装饰动物眼睛，如前述的鹦鹉杯等。未发现单颜色实物，但发现了一些薄胎的素烧器物残片。同时还在窑具三角支钉上发现有粘连的绿彩，可证这一时期邢窑已经烧制绿彩器物。其绿彩同样具有透明度高、流动性强的特点，釉薄处色彩淡绿、明快，釉厚时色浓而呈暗绿色。
总而言之，本期的装饰方法以模印和弦纹为主，而刻划和戳印也都主要用于制作模具。其装饰多是随器物的形态而装饰，即胎形装饰，总体上显得朴实自然。但也出现了少量花纹繁缛的印花器物，如扁壶，以及多种装饰手法并用于一器的器物，如执壶等。这些都是为迎合世人需要而互相模仿的产物。
第二期：盛唐时期，大致从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在第一期的基础上，产生了削边、镂空、雕塑和三彩装饰技法。削边的使用不多，只见一种模式，边削得较小而深，削后再对削边处稍作加工修整，使之与器物边沿协调，不显生硬。镂空和三彩只在本期发现，镂空瓷片仅有一件，系在器外壁上先划出花纹图案并由外向里镂空，去掉不需要的部分而成。三彩应是在第一期单色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的发现也使邢窑成为较早烧制三彩的窑址之一。模印的使用较多，但使用范围较小，除了莲花座，就只见陶制的人俑和动物模型等明器，而且出现了头、身一体的分片模印人俑，反映出模印技术水平的提高。弦纹装饰的运用在初唐以后，随着釉料配法的变化，釉的透明度降低，流动性减弱，弦纹与釉色简洁而明快的装饰效果已不如从前。虽然本期邢窑装饰技法仍然以胎形装饰为主，但三彩以及刻划、削边、镂空等用工具刻意装饰、美化器物的方法较多运用，使得邢窑装饰已经开始脱离了最初的胎形装饰阶段，逐渐走向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三期：中唐时期，大致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上半叶。随着邢窑的发展，各类产品的极大丰富，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形，如漏斗、研磨器以及小型瓷塑等，因而本期邢窑装饰也向更多的器物扩展使用，装饰特点也较为鲜明。执壶等器物的大量生产，使得胎形装饰中捏塑，贴塑的使用较多，如手制把手、流、系等大量运用了捏塑和贴塑的装饰手法。模印的使用仍然不多。瓷塑的小人、狗、马、兔、羊、鸽子等皆用手捏制而成，制作过程中同时使用了细部的刻划和眼部的点彩等。刻划的使用较多，如研磨器内壁的交叉刻划等，但这种刻划仍然是为器物本身的需要而进行的。器底上较多的姓氏字款和窑具上的刻划符号等为本期所独有，这种字款和符号虽是用工具刻意刻划而成，但没有装饰意味，仅仅是一种记号而已。弦纹应用较为广泛，不仅用于常见器物的腹部，而且扩展到漏斗、执壶的流等，以及凹弦纹大多变宽。但因此时邢窑已形成以白瓷为主的局面，釉的透明度更低，弦纹的装饰效果远不如昔。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特有的装饰，如黄釉执壶上的压印席纹等。
第四期：晚唐至五代，大致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邢窑装饰技法的使用较多，有模印、压印、按压、雕塑、捏塑、贴塑、弦纹、点彩、削边、刻划等。装饰器物亦较为齐全，涉及碗、盘、罐、执壶、钵、穿带壶、双鱼瓶、小瓷塑等。虽然本期所有的装饰同样不占主导地位，但与以前相比，几乎所有的装饰技法都有或多或少的使用。本期特有的一些装饰方法，如在小钵等一些器物口唇部位压印花边，或花边泥条贴塑于口部再上点彩的装饰，此时的点彩已由原来的釉上彩发展成釉下彩。双鱼瓶圈足断面呈六边形，足上浅划竖条纹，象征鱼尾。足与身分制而成，接缝处贴有一周印制的小花。瓶身贴塑有压印的竖向泥条以象征鱼脊，有刻划线的泥条以象征鱼翅，而且周身戳印有未封口的圆圈纹以象征鱼鳞。这种双鱼瓶集多种装饰于一身，若是一件完整器，堪称是装饰华丽的精品。第二期出现的削边在此时大多削得较浅，有的只稍稍压低一点，或用工具在器物口沿上向里按压成为花口，比原来省时省力，亦不失美观。
四、邢窑装饰背景浅析
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同样，邢窑各阶段的产品及其装饰也都直接或间接反映出相关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审美趋向。虽然各时期的邢窑装饰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总体上与同时期北方系瓷器装饰一样，仍以胎形装饰为主。
中国南方青瓷的发展历史悠久，有着长期积累的经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人口迁徙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南方青瓷向北方的扩散和传播。从考古资料看，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发现的早期瓷窑都是北朝末期至隋代创烧的，其早期产品的器形、釉色、烧造方法等都与南方同时期产品接近，而且各窑场上使用的所有的装饰技法也都是南方瓷器传统的装饰技法，只是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实践、相互间的影响和补充，逐渐拥有了一些自己的特点而已。
入唐以后，社会经济渐趋繁荣，直至盛唐时期，加彩装饰成为一种时尚。邢窑也迎合人们的需求，开始生产三彩器，同时镂空、削边、刻划等工具装饰渐多。另外，社会上沿袭了魏晋以来厚葬和大量用仿生的明器随葬的传统，由社会上层逐渐蔓延、风行于民间，官家难以禁止［5］。厚葬的风行给瓷窑包括邢窑带来的结果是，模制和雕塑或再经刻划加工的明器人俑及动物形成了批量生产。
安史之乱后至9世纪上半叶是唐朝经济的恢复阶段，各窑场更加注重生产那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品。李唐一代特别是到中唐时期饮茶、斗茶之风盛行，为迎合时代的需要，各窑场竞相生产与茶有关的产品，如执壶、研磨器、盏托、碗、杯等，特别是执壶和研磨器的大量生产，使得贴塑、捏塑和刻划装饰有了较多的使用。再者，中唐时期国家屡禁民间铜器的制造和销售，也间接地促进了瓷器的生产。《新唐书·食货志》载：“大历七年（772年），禁天下铸铜器。”又“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矿”。《旧唐书·食货志》亦载有：“贞元九年（793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相比之下，瓷器价廉物美，铜器的禁止铸造以及此时国际上对中国瓷器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瓷器的需求量大增，全国境内的制瓷窑场也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地诞生和发展，唐代瓷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时，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瓷器上较多的刻划字款和符号的出现应是这种竞争的反映。
晚唐五代阶段，可能由于竞争和瓷器的大量生产使得优质原材料进一步匮乏，邢窑诸多窑场一个个走向衰落，而瓷器生产也表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生产大量中低档少有装饰的产品供广大的普通百姓使用，另一方面也迎合社会潮流，生产、仿制少量精美的和有华丽装饰的瓷器，以显示其高超的制作工艺。只是表面的繁荣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此时的定窑、井陉窑等正如日中天。
另外，南北朝至唐代的几百年间，继续沿袭魏晋以来的思想意识传统，佛教盛行。与佛教有关的寺庙、塔、石窟、雕像以及金铜佛等甚为流行，并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特别是其造像中的雕塑、模印以及线条的刻划等技法，都对瓷窑等行业的装饰方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佛教故事以及莲花、忍冬、联珠等题材的纹饰，也被广泛地运用到瓷器装饰之中。
五、结语
瓷器源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并在生活实践中不断革新、创造。同样，瓷器装饰的丰富多彩，再现了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邢窑工匠用他们独具匠心的手法，配合器物的形态，高低适中、疏密有致加以装扮，或写实、或模仿、或夸张、或创造性地描绘一切事物，使之成为一种取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瓷器装饰艺术。
邢窑装饰由最初阶段的光素无纹发展到胎形装饰，再到工具装饰的逐渐增多，表现在每一个时期，两者都是并存和发展的。在邢窑的早期阶段，窑工们已能熟练掌握多种装饰技法，并生产出融多种装饰于一体的器物。盛唐时期，装饰手法更加丰富，特别是唐三彩的烧制成功，使之成为早期能够生产三彩器的窑址之一。当然，有关邢窑唐三彩的问题，其窑址经考古发掘所见器物或残片不多，面貌不很清楚，所以河北省境内唐墓中发现的三彩器物也至多被发掘者怀疑为邢窑产品而已。因此这个问题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唐阶段，邢窑白瓷大量生产，成为“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产品，此时工具装饰的器物虽出现较多，但其装饰效果有限。晚唐五代阶段，胎形装饰继续使用，一些器物上多种装饰手法并用，更加突出了器物的装饰效果。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人们对美的事物的不断追求，同时也是社会竞争使得各窑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