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渊源
1、邢史简述邢台位于河北南部太行山脉东麓的山前台地上，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说时期，这里是尧舜禅让的地方，邢台东部有尧山圣迹。传说中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今在邢台东部有“鲧堤”遗迹。《禹贡》说古黄河水“至于大陆，播于九河”，为此在邢台城的东部是临靠天下九泽之一的大陆泽。
考古证明，邢台是商代人祖先——先商文化的发源地。据历史学家多年考证，邢台是司马迁《史记》中说“祖乙迁于邢”的所在地。在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中，邢台的古地名被称作“井”。“井”是商代中兴祖乙帝居都的都城，为此说邢台已经有3500年的建城史了。
西周时期，周成王分封周公旦第四个儿子来到邢地，为邢侯，建邢侯国。春秋初期邢国逐渐衰落了，不久被卫国所灭。邢国的地域先划入卫国版图，后来又归属于晋国。到三家分晋时，邢地就成为赵襄子的封邑。现在邢台市区内还保留着与赵国及赵襄子历史相关的遗迹和传说，如豫让桥、太子井、赵孤庄等。
秦汉之际在邢台发生了钜鹿大战，有名的成语“破釜沉舟”就来源于此。两汉时邢台称襄国；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勒采纳了谋士张宾的意见，在襄国（邢台）营建建平大城，成为后赵的都城，佛图澄传法于襄国。隋代开皇十六年（596）废襄国郡置邢州。到唐代天宝元年（742）时邢州又改为钜鹿郡。至德二年（757）复邢州。宋宣和元年（1119）改邢州，后升为信德府，属河北东路。金代复置邢州。元中统三年（1262）改隶中书省，至元元年（1264）将顺德府、洺州、磁州自为一路，顺德府升为顺德路。明洪武元年（1368）改顺德路为顺德府，清因明制。2、唐以前佛教文化源流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的宗教文化已经开始形成。夏商周时期，随着中国奴隶制制度的发展和衰落，出现了天神崇拜及宗法祖先崇拜，并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圣贤崇拜，出现了巫、祝、卜、史宗教神职人员，有学者说这些神职人员，可以上达天意，下通民心。
1992年，在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中出土了一片甲骨文，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用作占卜并记录占卜结果，也是邢台最早的宗教文化文字记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出现了受“阴阳五行说”影响的五帝崇拜，这时中国的神仙方术渐渐兴起，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已经发展起来。有学者称，邢台南部沙河市的广阳洞为老子修练处，被誉为老子的第二故乡。
中国道教来源于古代的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并把《老子》、《庄子》学说与理论加以附会引申，形成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教义。随着相应的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出现，道教便正式诞生了。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有两处，一处是河北邢台的太平道，一处是四川的五斗米道。
在中国道教发展的同时，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传入了中国。关于佛教传入有多种说法。
一种是先秦传入中国说。“先秦说”是以晋代王嘉《拾遗记》的记载为依据。清代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佛法入中国之始”（《茶香室丛钞》卷十三）。除“先秦说”还有“秦朝说”“西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说”“西汉末东汉初说”等，这些说法各自有据，争辩不休，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是“东汉初说”。
据《后汉书》记载：世传明帝夜寐南宫，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色”。帝于是谴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高僧传·卷一》记载：明帝刘庄永平中，遣郎中蔡惜、博士弟子秦景等往西域天竺寻求佛法。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摄摩腾、竺法兰，邀二人来中国……文献中记载着西域高僧携带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来到洛阳，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又有学者研究，东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敕令摄摩腾、竺法兰在南宫（大风亭）附近修建佛塔寺院，以纪念其父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时，幸起大风得以避祸的事。因此说，邢台南宫普彤塔很有可能比洛阳白马寺的历史还要早一年。虽然这仅是一年之言，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邢台佛教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两晋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影响，在士大夫阶层流行一种清淡名利，脱俗自由的现象。民众接受佛教般若思想的条件也逐渐成熟起来，僧侣与名士大夫的交流，佛教思想被士大夫阶层接受，般若思想成为知识阶层的一个精神寄托，从而形成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的佛教弘化高潮。
东晋末年，北方地区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史书中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邢台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为襄国，因石勒建都于襄国，并在此营造建平大城，邢台又称建平城。
312年，羯人石勒占据襄国。《晋书》石勒记载说：“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羯人也。”石勒进据襄国后，以襄国为根据地，固城堑，扩兵力；平定幽冀后，于晋建兴四年（316）击溃刘琨军，彻底消灭了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大兴二年（319）石勒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大修城郭，“徙洛阳铜马翁仲二列于永丰门，谓其城曰建平城”。咸和五年（330），石勒灭前赵，统一了中国北部。以淮水为界，形成了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形势，完成了他建立王业的雄心大志。在襄国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建立后赵政权。史称后赵。
为了巩固后赵政权，后赵皇帝石勒采用右相张宾（今邢台内丘人）的建议，倡导经学，以汉文化教化各族民众。311年，西域僧人佛图澄被人引见给石勒，得到了石勒的宠信，被尊称为“大和上”。佛图澄以襄国为中心弘扬佛教，大力兴造寺院与佛像，并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一时门徒近万人，在后赵境内建有寺院893所，很快使佛教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得到了普及传播。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襄国的辖区内出现了二位高僧——常山释道安和尚和钜鹿竺道生。
释道安师从佛图澄，精于般若研究，最大的贡献是统一中国僧姓为释氏，开创了中国释僧制。任继愈先生说“道安的影响相当深远，时人称为“手印菩萨”，居于“西国”的鸩摩罗什则以“东方菩萨”美之。（任继愈《中国佛教史》）道安和尚后来收了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就是净土宗的一代宗师慧远大师，净土宗在邢台弘化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万松、万安禅师早年都曾在邢台建立净土道场。
竺道生（335-424）东晋佛教学者，本姓魏，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官宦世家，幼年跟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后来从鸠摩罗什（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译经，是鸠摩罗什的得意门徒之一。他的顿悟成佛之说，在南北朝初期曾风行一时。关于竺道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相传道生和尚游学到苏州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阐提有佛性，群石皆为点头，这就是流传千载“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佳话。至今苏州虎丘山还有以传说“生公说法，池生千叶莲花”而得名的白莲池，池中有一块当时留存的“点头石”。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襄国境内十分盛行，这个时期的佛教文物有：魏寺碑、杨翚碑（512年），南和北齐造像碑（559年）、平乡北齐造像碑（565年）、北齐宁国寺碑、郭村长乐寺碑等。
经历了北周灭佛后，邢台佛教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禅法的兴起，达摩为禅宗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禅宗二祖慧可继承禅宗法统后，由于慧可所宣传的禅法与当时佛教理论有很大的不同，慧可便受到了诽谤和排斥。慧可便以佛图澄传播佛法的地区邺城——襄国为基地，进行佛教禅宗思想的宣传。这样使邺城和襄国的佛教得到了振兴和发展。也是由于慧可的不懈努力，禅宗得到了广大佛教徒的欢迎，慧可成为中国禅宗传播的第一人。
581年，隋王杨坚称帝。隋朝建立伊始就改变了周武宗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发展佛教作为巩固统治政权的方针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转折。早在北周时的大象二年（580），身为大丞相的杨坚就允许剃发，为隋唐佛教的兴盛打下基础。隋文帝时期，据记载建立的寺院共有3792所，天下诸州建舍利塔之风气极盛。
舍利（梵语sarira），是遗骨的意思。又作实利、设利罗、室利罗。意译体、身、身骨、遗身。通常指佛陀之遗骨，而称佛骨、佛舍利。《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中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在佛教界安置佛舍利之宝塔，称之为舍利塔；安置佛舍利之瓶，称为舍利瓶。
据唐道宣撰《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载，隋文帝三次分送舍利并下诏敕天下八十二寺立塔。
第一次分送舍利，是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这一天隋文帝“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倡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法苑珠林》说“隋文帝立佛舍利塔”有雍州、岐州、华州、同州、泾州、蒲州、泰州、并州、定州、嵩州、相州、廓州、衡州、襄州、牟州、吴州、苏州、秦州、瓜州、扬州、益州、毫州、桂州、交州、汝州、番州、蒋州、郑州等28个州府。
第二次分送舍利，是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三州建立灵塔。这53州有常州、泉州、循州、营州、洪州、杭州、凉州、德州、沧州、观州、瀛州、冀州、幽州、徐州、莒州、齐州、莱州、楚州、江州、潭州、毛州、贝州、宋州、赵州、济州、兖州、寿州、信州、荆州、兰州、梁州、利州、潞州、黎州、慈州、魏州、沈州、汴州、许州、豫州、显州、曹州、安州、普州、怀州、陕州、洛州、邓州、秦州、卫州、沼州、郑州、杞州。
第三次分送舍利，是仁寿四年又分建舍利塔30余州。
根据史料记载，邢台当时已为州治，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罢除诸郡之后，在河北境内置幽州、玄州、平州、蔚州、易州、瀛州、定州、恒州、冀州、沧州、贝州、洺州、魏州等14州。于开皇九年（589）增置观州，十年增置慈州，十六年，即596年，又增置景州、蒲州、井州、栾州、深州、邢州等6州。
根据《续高僧传》卷十一记载，我们了解到敕送舍利到贝州和邢州的情况：初义仁寿二年。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宝融寺既达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将入道场。数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随人缘念色相不同。
在隋仁寿二年，辩义禅师送舍利到达贝州，辩义禅师“姓马氏。贝州清河人也。”由此可知当时在贝州（河北清河）建有舍利塔。
又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宝袭。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休聪达明解神理超逸。齐末驰声广于东土。周平齐日。隐沦本州。天元嗣立创开佛法。休初应诏为菩萨僧。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开皇十六年。敕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逮仁寿造塔。又敕送舍利于嵩州嵩岳寺。初云雾暗合七日蒙昧。
袭乃擎炉发誓。愿将限满下舍利时得见日采。俄而所期既至。天开光耀日当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翳。末又送于邢州泛爱寺。忽于函上见诸佛菩萨等像及以光明。周满四面不可殚言。通于二日光始潜没。而诸相犹存。及当下时又见卧像一躯赤光踊起。
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隋代仁寿年间造塔时，确实敕送舍利到邢州并建立舍利塔，这次敕送舍利的任务是贝州人宝袭法师担任的。宝袭法师奉诏敕送前曾擎炉发誓“愿将限满下舍利时得见日采”，忍着饥饿在期限之内送至邢州泛爱寺时，出现了“忽于函上见诸佛菩萨等像及以光明。周满四面不可殚言。通于二日光始潜没。而诸相犹存。及当下时又见卧像一躯赤光踊起。”的祥瑞现象。
邢州泛爱寺，根据《邢台县志》和《沙河县志》记载，在邢州的邢台城与沙河城各建有一所。
《京畿金石考》说，隋大业五年（609）四月，邢州城内兴建文帝舍利塔，并由李百药撰文立《文帝舍利塔碑》。《顺德府志》同时也印证了这条记载：文帝舍利塔碑，大业五年四月立，李百药撰，书丹人名缺不可辨。3、邢台开元寺述源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改襄国郡为邢州，辖龙岗、沙河、南和、钜鹿、平乡、任县、尧山、内邱8县，有户7万余，人口近40万。因邢州隆尧有李唐祖陵所在，又有天然的区位优势，所以倍受唐朝廷重视，其政治、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特别是邢州的邢白瓷，在唐代曾远销到海外。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口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关于唐代寺院的建置，据《旧唐书·职官志》说：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之。注云：“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唐武宗灭佛法时，并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隋文帝在全国各地建造舍利塔及寺院之事，被唐代继承下来，唐代“按州置寺”的管理制度实施后，每个州郡都有了官办寺院道观。唐太宗时全国有寺院3716所（参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卷50），唐高宗时全国共有寺院4000所（参见《法苑珠林》卷100《兴福部》，《大正藏》卷53），唐玄宗时全国有寺院5338所（参见《唐会要》卷49，《唐六典》卷四，《旧唐书》卷四十三）。并在天下各州设立一寺一院，邢州有开元寺、龙兴观。
地方志书是对正史文献的一个补充。通过对邢台保留下来的各个版本《顺德府志》《邢台县志》进行研究，邢台佛教寺院的设置，到清乾隆十五年（1750）顺德府（邢台）除保留有唐代官办的开元寺外，邢州辖区内还保存着始于唐代建立的寺院29所，仅在邢州城内及周围就有天宁寺、观音寺、兴福寺、建福寺、净峪寺、古定光佛寺、长乐寺、魏寺、圣水寺、下井寺、宁照寺、大宁寺、泛爱寺等。
关于邢台开元寺，明清各版本的《邢台县志》有如下记载：开元寺，邑治东北隅，唐开元间建，元世祖两幸此寺，有大圣塔，万安师者有道术，后有诏大圣塔赐名园照。
清道光版《邢台县志》卷二坛庙开元寺，邑治东北隅，唐开元间建，元世祖两幸于此，建大圣塔，有万安者，能使甘泉出，涸井斗米饱万人，后有诏大圣塔赐名园照。
清康熙版《邢台县志》开元寺，邑治东北隅，唐开元间建，元世祖两幸于此，建大圣塔，有万安师者能使甘泉出，涸井斗米饱万人，后有大圣塔，赐名园照。
清乾隆版《邢台县志》卷五祠寺开元寺，邑治东北隅，唐开元间建，有钟离权遗迹。五代梁乾化年僧空本译经于此。有大圣塔，宋大观三年赐名园照。元世祖两幸此寺，万安僧重修之。
清光绪版《邢台县志》同时所见明清各版本《顺德府志》的记载也大同小异。唯有不同的是明嘉靖版《顺德府志》的记载有所不同，在寺观条下称开元寺为大开元寺：大开元寺，在府治东北隅，唐开元时建，金元时继修，元世祖两幸于此，赐额曰大开元寺。洪武间僧纲司寓焉，都纲继口，副都纲继腾重修，元学士王恽、拜学士王盘各奉敕撰碑记，寺有石佛三丈余。
明嘉靖《顺德府志》寺观条根据《唐会要》记载：唐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敕）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唐代武则天为什么要在全国置大云寺？从史料记载研究中可以知道，在全国各州郡置大云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武则天改朝换代有一个正当“受命于天”的理由，也是为了社会和政权的稳固。
690年，这一年就是唐天授元年，据《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说：沙门怀义与法明等十人进《大云经》四卷陈符命，直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
于是朝中大臣也纷纷上表，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身，《大云经》中有女主之符。当时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多人上表请改国号。据《新唐书》卷四记载：武则天在此年四月改大周，加尊号曰圣神皇帝，并下诏说：制颁于天下，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本，总度僧千人，及则天革命称周，乃封怀义、法明等为县公，皆赐紫袈裟争龟袋。
《旧唐书》卷183《薛怀义传》“令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邢台当时为州治，“诸州”自然也包括了邢州。
邢州所建大云寺，是为皇家“郭下定形胜观寺”。各州郡的大云寺也成为皇家御用寺院。
从《唐会要》等文献记载得知，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改“郭下定形胜观寺”为开元寺。大云寺前身是“郭下定形胜观寺”，开元寺的前身也是“郭下定形胜观寺”。据此认为邢州开元寺并非唐开元年间始建，或者说邢州开元寺的前身很可能是大云寺。两者都为“郭下定形胜观寺”，为唐代州郡所设的官寺。是因为唐玄宗以年号敕改，额始称开元寺。
有关邢州大云寺之前的历史，现在已经不可详考了。
根据目前所见文献记载，在唐立国之前，隋开皇元年（581）至大业十四年（618）共37年间，隋文帝“隋兴佛道，变革周风”，于开皇三年（583）“诏令修复周朝废寺。诏文略谓‘朕钦崇圣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令各大州邑寺院，“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开皇十一年（591），诏令天下州县立僧尼二寺，诏文说“老庄无申业报之言，岂畅因缘之旨，故佛教为高”，“朕尊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并禁毁佛道等像，违者以大逆不道论罪。
隋仁寿元年（601），隋文帝说天下一统是由佛教之力，乃诏天下诸州名藩建灵塔，分送舍利于各州。隋开皇十一年的“诏令天下州县立僧尼二寺”，应为“郭下定形胜观寺”的基础。
《隋书·地理志》说，邢台在隋代为襄国郡，隋开皇十六年（596）置邢州，辖龙岗、南和、平乡、沙河、钜鹿、内丘、柏仁等十县。从文献上看，虽然在596年置邢州，但在隋开皇十一年（591），隋文帝已诏令天下州县立僧尼二寺。并在隋文帝所经历过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大寺。由此分析，邢州城在为襄国郡时，就已经在城内修建设立了官方寺院，而不是在596年之后。而邢州的“僧尼二寺”在邢台什么地方？或言是哪座寺院已经不可详考了，有待于地下材料的出土证实。
地方史志记载，隋大业五年（609），在邢州城建文帝舍利塔。从这条史实来看，更有力的说明早在隋文帝时期，邢州建造的官家寺院已经初具规模。同时也可以这样认为，唐代武则天在“两京诸州置大云寺”也并非新建寺院，也当是利用在邢州已经建成的“郭下定形胜观寺”敕额为邢州大云寺。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敕天下诸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唐会要》卷五十）。次年，命“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744年，即天宝三年，玄宗皇帝又诏“敕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一躯，送开元观及开元寺”。
《旧唐书》与《册府元龟》也同时记载说，以金铜铸帝等身天尊及佛各一送开元寺供奉的历史事实。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在唐代全国境内的开元寺都是官方寺院，除进行一些民间的佛事活动外，还要负责国家之祝典法仪，开元寺也成为地方官员祈求国运仪式的场所。
这些道观、寺院中所举行的祝典法仪，唐代有明确的规定和制度，据李林甫《唐六典》卷四记载：凡道观三元日、千秋节日，凡修金录、明真等斋及僧寺别敕设斋，应行道官给料。高祖神尧皇帝（五月六日），文穆皇后（五月一日），太宗文武圣皇帝（五月二十六日），文德圣皇后（六月二十一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四日），大圣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宗孝和皇帝（六月二日）和思皇后（四月七日），睿宗大圣真皇帝（六月十日），昭成皇后（正月二日），皆废务。（凡废务之忌，若中宗已上，京城七日行道，外州三日行道；睿宗及昭成皇后之忌，京城二七日行道，外州七日行道）。八代祖献祖宣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庄皇后（六月三日），七代祖懿祖光皇（九月八日），光懿皇后（八月九日），皆不废务。六代祖太祖景皇帝（九月十八日），景烈皇后（五月六日）五代祖代祖元皇帝（四月二十四日），元真皇后（三月六日），孝敬皇帝（四月二十五日），哀皇后（十二月二十日），皆不废务，京城一日设斋。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者，盖八十有一州焉。（谓四辅、五府、六雄、十望、曹、濮、兖、齐、豫、徐、陈、青、亳、仙、凉、秦、瀛、贝、邢、恒、冀、定、赵、沧、德、深、博、易、相、梁、襄、泽、安、绵、梓、遂、眉、邛、果、彭、蜀、汉、润、越、常、苏、杭、婺、衢、湖、宣、洪、潭、广、桂、陇、泾等州是也。
此上引文，即为各州郡“形胜观寺”中的官方斋戒，所需费用全为官方供给，并规定在京（西京）官员都要到观寺中行香；各大州郡的州、县官员要到指定观寺中行香。祝典法仪期间，这些观寺中还要进行散斋。规定中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八代祖献祖宣皇帝”和九月十八日的“七代祖懿祖光皇”，就是为葬于邢台隆尧唐祖陵的李天赐与李熙所设的斋戒日。其81州中有河北贝州、邢州、赵州等州郡。为什么唐玄宗在全国建立开元寺？有学者研究说，从“西安府城内元大开元寺兴教碑”记载，可以知道开元二十八年（疑为二十六年之讹），唐玄宗曾与胜光法师于延庆殿对论“佛恩”问题，论后唐玄宗乃誓为佛弟子，便敕命天下各州府各置开元寺一所。
唐代，全国每个州府都设置有开元寺，从存世的各种佛教文献中，有大量而具体的开元寺资料，如诸州开元寺的名称及部分记事。唐代鉴真和尚之东征传，与来华留学之日僧圆载、圆仁、圆珍等人的旅行记。
元代时，由于邢州与元政权中的特殊关系，开元寺得到元廷的高度重视，邢州大开元寺被列为全国一百大寺之内。元延祐三年（1316）泉州官员亦黑迷失在泉州开元寺立《一百大寺看经碑》碑中就有邢州大开元寺。（参见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所刊布《一百大寺看经碑》拓本）。
经历了朝代更迭后，因为战争等原因，在全国各府中保存下的开元寺已经不多了，有的受到了破坏，有的被改为他用。到明代时，在全国仅保留顺德府（邢台）开元寺、直隶真定府开元寺、元氏县开元寺、永平府开元寺、陕西西安府咸宁县开元寺、福建泉州府温陵开元寺、福州府闽县开元寺、山东登州府开元寺、河南归德府开元寺、宁陵县开元寺、虞城县开元寺、南阳府舞阳开元寺等十二处，但其规模已经不能与盛唐时相比。
因开元寺为官办寺院，唐、宋、元时期各地开元寺高僧辈出，如邢州开元寺法明、万安、庆吉祥、损庵等，苏州开元寺之元浩、辨秀，齐州开元寺之义楚，洪州开元寺之道一、栖隐，鄂州开元寺之玄晏等。4、宋金邢州开元寺文化在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曾经历过“三武一宗之厄”。三武是指北魏的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即周世宗柴荣。
第一次发生在北魏太武帝灭佛；第二次为北周武帝；第三次是在845年，为唐武宗会昌五年发生的灭佛事件。
“三武之祸”使中国各地的佛教文化受到重创。特别是唐武帝会昌五年（845），佛教寺产收入与僧尼之滥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政府的经济，使唐武宗帝决心废除佛教。武宗灭佛共毁寺院4600所，庙宇4万所；26万多僧尼被迫还俗，寺院所附奴婢15万人被归放；数千万顷教田土地被没收，使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
由于邢州位于北方，地方官员尊重佛教，这里的一些寺院得到了有效保护。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四记载：“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从研究资料中可以获知，三武时期的邢州佛教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从考古发现可以证实，在此时期，邢台地域佛教文化并没有大的发展，佛教寺院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
2004年，河北省考古人员在临西县发现北朝寺院遗址，遗址中发现大量佛像残块和铜、铁、陶瓷等质地的遗物。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彩绘墙皮，墙皮上绘有云纹、花卉等图案，在佛像残块中可以分辨出有头、肩等部位。考古人员从发现暴露的遗迹现象分析，这个寺院曾两次被毁，但排除了是水灾和火灾的可能，认为是北魏和北周两次灭佛政策所为。临西县吕寨乡的石佛寺遗址，至今保留着北朝时期的造像碑和一些关于寺院建设的石碑。此外，在南宫市也发现一处埋藏佛像的灰坑，出土石造像及残块324件，造像种类有佛、菩萨、飞天、莲坐等，质地可分为汉白玉、青石、瓷胎等，其中尤以汉白玉造像数量多，石质洁白细腻，造像仪态端严，雕刻工艺精致，衣纹生动自然，线条流畅，刀法纯熟，且有彩绘和刻铭，初步判断为北朝至唐代的遗物。
在“三武灭佛”时期，一些敕额的寺院得到了保留，保存至今的开元寺、天宁寺应当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寺院。
唐武宗灭佛也被称为佛教的“会昌之难”。唐武宗灭佛来的快，破坏力也很大。但在第二年，唐武宗就死了。
唐宣宗继位后，就下诏恢复废寺。唐大中元年（847），唐宣宗下诏说“会昌季年，并省寺宇……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唐宣宗《复废寺敕》，见《全唐文》卷八十一）851年，唐宣宗又下诏说，京畿各地及郡县，士庶要修建寺宇，不得禁止，并允许度僧尼住持营建。又据《资治通鉴》卷唐纪六五记载，自唐宣宗即位以来，佛教发展政策十分宽松，到处都是“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
唐代末年，黄巢军所到之处，僧侣四处逃离以避战火，文献有“乾符中，群寇纷纭，禅侣分散”的说法。郭威（904-954），邢州尧山（今邢台隆尧县）郭园人，后汉时为邺都留守。乾祐四年（951），代后汉称帝，国号周，都汴（今开封），史称后周。显德元年（954），周太祖郭威去世，晋王柴荣遵遗命即皇帝位，是为周世宗。
柴荣（921-959年），五代后周世宗皇帝，后世又称柴世宗，邢州尧山柴家庄（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柴荣即皇帝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停废无敕额寺院为一大举措。
盛唐时期，由于官府的提倡，佛教信众急剧增加，寺院遍及全国各地，同时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和政权的稳定。为改变这一状况，柴荣在显德二年下诏：“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规定，其僧尼及法物移交可留存者，殿堂屋宇由官府封锁收管；除留者外，无论城郭村坊、山林胜迹都不得创建寺庙，违反者并徒三年、配役、还俗；当地官员除名流放；王公贵戚、节度使、刺史等不得奏请创建寺庙及开戒坛，违反者，当由御使弹劾。同时还严格规定了出家条件，出家者必须提前提出申请，经过地方政府的申报后，由录事参军本制官考试经文合格后，方得落发为僧尼。严格禁止私自剃头受戒，不符合出家条件的僧尼则应还俗。
周世宗的限佛一事，即为佛教史上的“一宗之厄”。前后共废除寺庙三万余所，保留二千六百余所，约占原寺院总数的十分之一。僧尼人数减少到六万一千余人。通过这次限佛，国家增加了农业劳动人口，也增加了国家的赋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僧尼的素质，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限佛对佛教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邢台古城北侧有一古禅院，就为元代禅宗的中兴福地净土寺。在净土寺中有一通宋代的石碑，石碑名为《邢州净土禅院碑》，是宋代人，时任安国军节度王全斌等人所立，碑文是朝仪郎前行邢州司户参军赐绯鱼袋宋叶撰文。
王全斌，宋史有传，为五代至北宋著名将领，山西并州太原人。曾在后唐、后晋、后周为将。宋建立，参加平叛将李筠、攻北汉之战，功升安国军节度使。净土寺这块禅院碑记即为王全斌任安国军节度使在邢州时所立。邢台大开元寺内也有王全斌所立的经幢。
邢州净土禅院碑，其螭首正面下方有横镌“敕留净土禅院”六字，碑文也明确的记载说：迄至显德二载，世宗握境，……无敕额者勿存……是时院主赐紫知均识知机，……抽毫简牍，搜诸石额，镂以前文……因被前敕条贯……奏留……。
从碑文记载看，邢州净土禅院，即元代的邢州净土寺，是皇家敕留寺院之一。
在邢州开元寺内有一座经幢，就是位于毗卢殿西南侧晚唐时所立的十六面《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根据考证，唐天宝十五年（756），唐朝叛军史思明占领赵郡与常山。七月，唐肃宗改至德元年（756）始置节度使。757年，即唐至德二年十二月，史思明请降，邢州归唐。查唐至德三年为758年，戊戌。《金石分域编》记载，“……戌二月戊辰朔十日丁丑建”“……戌二月戊辰……”前所缺的字当为“戊”字，这一年应为“戊戌二月戊辰朔十日丁丑建”，即758年，这一年就是邢台开元寺《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立幢时间。
后梁乾化年间（911—915），高僧空本由天竺国（古印度）来到邢州开元寺，在寺内翻译佛经。
关于佛教译经，邢台还曾出现过一个译经大师，这个人就是隋代的彦琮大师。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彦琮，俗缘李氏，赵郡柏人人也。（隋炀帝）大业二年（606）与诸沙门诣阙朝贺，特被召入闭禁，为时主（指炀帝）见知，因即下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
彦琮，是赵郡柏仁县人，柏仁即今河北邢台隆尧县。
彦琮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奉诏入京掌翻译，著有《福田论》《辨圣论》《鬼神论》《善知识录》等，隋大业六年在洛阳圆寂。在尧山有彦琮墓，该墓位于尧山东南山坡上，墓为依山而凿的棺形石洞墓，墓口分别有“隋国翻经师彦琮遗身（躯）”九字和“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无常”十二字。
唐五代之后，朝廷对寺院道观加强了管理。关于寺院管理，虽然各代都有一些制度和规定，实际上只采用了下列三种办法：一是限制每州每县的寺院数目，二是限制寺院设置地点，三是将寺院纳入政府管理，特别是对一些大的寺院，以有没有敕赐寺额作为寺院合法存在的依据。
自隋开皇间首创官寺制度，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官寺乃指于各州设置同一寺名的寺院，并由官方给予所有经费，官寺内的僧行亦由朝廷敕许。邢台南宫县保存有隋开皇十一年（591）《大隋南宫令宋君为敕建僧尼二寺碑记》，从碑文记载看，当时“……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南宫令宋君，“依明敕俯厉宿诚，乃于形胜之所崇构尼寺”，修建了定觉寺等寺院。
宋代虽然积极倡导佛教的发展，但是对佛教的无限滥建也进行了限制。赐额既是寺院的护身符，无敕额的寺院，朝廷就有权加以取缔或转移用途。
唐至宋金，邢台城内有净土禅院（净土寺）、天宁寺、开元寺等。
开元寺是邢州合法的赐额官寺，这样开元寺在宋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修建大圣塔，宋徽宗赐名为园照塔，还命御用文人为圆照塔书写了碑记，立于寺内。宋皇祐四年（1052）九月，刘从广将《钟离权诗刻石》立于开元寺内。
开元寺的文化僧人很多。据记载，开元寺在唐晚期的寺僧中有“柳词迷”，这就是邢州开元寺僧法明上座。
法明上座为禅宗第十二世传人。上座又称长老、上腊、尚座、首座、上首，是指僧众中之出家年数（法腊）较长的和尚，以年德俱高，或指年岁高者，有时也是对僧人之尊称。唐代的上座是朝廷任命管理寺院的高僧。有人说法明上座是北方禅林的济公，是一个开悟了的人。
据《五灯会元》记载说：法明上座住持邢州开元寺时，当时的社会非常动荡不安。他的行为举止与众颇不相同，既不讲经，又不说法，每天就是喝酒，专做那种不为人所理解的事。有人请他吃斋，他不去，有人请他喝酒，他就去，醉后高唱市井小调，诵吟柳永词，数年如一日。相传有一天，他对开元寺的寺僧说：“我明天要走了”。由于他的行为常常被僧徒误解，使大家都还有些讨厌他。所以他说这些话，大家并不以为然。第二天法明上座更衣趺坐，对寺内僧徒说：“我现在要向大家告别了，在告别的时候，我有几句话跟大家说”。他说：“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去，杨柳岸晓风残月。”说完谒语后就逝去了。此时大家才突然明白了，法明上座是一位高僧，平时喝得醉醺醺的，心里却明白得很。平常跟他在一起喝酒的人、跟他一起赌博的人，这时都清楚了，也都受到他的教化。
在佛教其它宗派那里，法明这样的行为举止是不能容忍的。而在禅宗里看他好像是粗行沙门，醉里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最为突出的是，他“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或有召斋者则不赴；有召饮者则欣然而从。酒酣乃讴柳词数阕而后已，日以为常，如是者十余年”。（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第584页）。
宋代靖康元年（1126）之后，邢州被金军占领，此时的邢州沦入战乱动荡的年代。而邢州开元寺对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大定五年（1165）八月间，建于宋大观年间的邢州开元寺圆照塔得到重修，由金代文学家、潞州节度副使刘仲尹撰文，张天和正书，闫崧篆额，重修后在开元寺内立《修开元寺圆照塔记》碑。后来，又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开元寺的住持僧人定喜，与定远大将军行县令轻车都尉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壁为皇帝、皇后祈福铸造了一口大铁钟，并在园照塔东侧（清人说在中殿前偏东）建造了开元寺钟楼。
这口大铁钟铸成后，民间有一个传说，在试钟时，开元寺当家住持对众僧说“等我走离寺院三十里之外，你们再敲钟”。但众僧不明其意，由于试钟心切，在主持才走出十里之外时，就提前敲响了大铁钟，结果使大铁钟的钟声只能传出十多里。
1211年，蒙古帝国大汗成吉思汗再次率领大军南下攻金。蒙古军从河北易县的紫荆关进入中原，在太行山一线与金军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战役。金贞祐元年（1213）秋，这一年也是宋代嘉定六年，成吉思汗留怯台、哈台屯兵金中都城北（今北京），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在今内蒙古宁城西）消灭金守军。然后分兵三路：命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数月之内连破九十余郡，攻克保（今河北保定）、遂（今河北徐水西）、安肃（今河北徐水）、安（今河北安新旧安州）、定（今河北定县）、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旧县）、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卫（今河南汲县）、辉（今河南辉县）、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县）等州。
在这次战争中，邢州城及河北南部到处是“田畴荒芜”“民不聊生”的景象，古老的邢州城内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古刹开元寺也未能幸免于难，宋代建设的圆照塔在这次战争期间也“烬于兵”。
5、元代大开元寺元代，是邢州大开元寺最兴盛最辉煌的时期。导致开元寺空前发展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邢州为忽必烈的封地，刘秉忠曾奏请元世祖为“大功德主”；二是刘秉忠等人为邢州人；三是邢州出现一个以万安、万松、虚照为首高僧团体，其代表人物有万松、万安、虚照、至温、庆吉祥、益吉祥等人。全一至温禅师协助总领管理佛教，使邢州的佛教发展受到极大的护持。13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代的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相容并包的态度，特别是忽必烈时期，佛教有了大的发展。1260年，元朝迁建燕京后，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成为全国佛教的最高僧官，推动了藏传佛教在汉民族地区的传播。
元代设立了专门的管理佛教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各路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在全国大兴佛寺，“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
据《元史》等历史文献记载，由于元廷的提倡，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有24318所，僧尼合计213148人（《元史·释老传》）。
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印简推荐刘秉忠入藩王忽必烈幕府。刘秉忠博学多能，精通术数，对佛儒道三家领悟至深，深受忽必烈的重视并留在身边做了谋士。在1247年时，刘秉忠推荐张文谦和张易到忽必烈幕下任用。同年，蒙古拖雷的儿子忽必烈接受邢州为封地。
从《元史》中可以了解到，元初邢州经过战争后已经是民不聊生，百姓弃家四处逃生，十余年间邢州仅剩下五七百户。为了治理邢州，忽必烈采用了刘秉忠的建议，进行邢州大治，推荐张耕、刘肃等来邢州。“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到几个月户口增加了几十倍。
《元史·世祖本论》说：“辛亥（1251）邢州有两答刺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元军占领邢台后，除对邢州进行综合的社会治理外，还注意到这里佛教事业的发展。由于刘秉忠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位居要职，同时，汉传佛教中刘秉忠（子聪）、万松行秀、万安广恩、虚照宏明、全一至温都出于邢州。对邢州的佛教护持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国师为领导的总制院，邢州全一至温禅师经刘秉忠推荐，“松秀禅师之高弟，名曰至温……入内廷。与元主朝夕论道。元主尝恨相见之晚。”全一至温禅师协助总领管理佛教，使“河北诸禅刹。自宋政和以来。加之辽金壬辰兵。秽祖庭。未得兴复。元主敕立禅僧为主持。于是三河寺院。沛然兴矣。燕赵秦晋之间。洞室宗风大鬯。皆温之力也。”（参见清释自融、释性磊同撰《南宋元明僧宝传》）由于有这样特殊的人文历史背景，使邢州开元寺的地位十分显赫。忽必烈敕额邢州开元寺为大开元寺，为大开元寺的大功德主，两次幸临邢州开元寺，并给予了大量田地以为供养，成为皇家的御用大寺。当时的国师杨琏真伽亲临邢州，在开元寺设资坛大会，并登坛说法。邢州大开元寺名声大盛，奠定了邢州大开元寺在元代时期的辉煌。
元代邢州大开元寺第一位高僧大德就是万安禅师。
万安之后，大开元寺又出现了一位通经通史的高僧，这位大德就是庆吉祥。
关于庆吉祥，佛教史籍里没有太多的资料，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1287）有顺德府（邢州）开元寺释庆吉祥等奉诏编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庆吉祥撰《弘法人藏录》及拾遗。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是一部综括唐代《开元录》、《续开元录》、宋代《祥符录》、《景佑录》、元代《弘法入藏录》五录的入藏经（简称藏经），拾遗增补，并在梵文佛典的汉译本之下，标注藏文译本（蕃本）的有无异同，而编成的藏经对勘目录。全书所收，“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戊辰（应为丁卯），至大元圣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一千二百一十九年。中间译经朝代历二十二代，传译之人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见卷一），实际见录的是一千六百四十四部，千字文帙号从“天”字排到“植”字。”书以经、律、论、圣贤传记分类，而大乘经中分显教、密教，则为以前经录所无。每经又以藏文译本对勘其有无，并注出音译梵文名称，是研究藏汉佛教的重要著作。
庆吉祥编辑这部巨著，始终在忽必烈的主持下进行的。当时集合了许多汉藏有名的专家来做这项工作，用了三年时间，对佛教经典目录进行研究整理，完成这样一部巨著。虽然并非一人完成的，但以庆吉祥为总编纂，可见庆吉祥在佛教界的地位非同小可。
到元至大四年（1311），高僧损庵洪益住持邢州大开元寺。
损庵洪益，应山人（今湖北应山县），生于1263年，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仁宗皇帝特授损庵洪益为中奉大夫、制加“圆照普门光显大禅师”之号，受国师戒，加封吉祥号，赐以二品银章，金裥袈裟，总管宗门之事。1321年，元英宗下诏褒美，到1326年再次加特旨表彰。
元统甲戌（1334）八月，损庵洪益被少林寺专使接到嵩山升座为少林寺住持。
元代后期，开元寺还有一位高僧就是亨公秋亭禅师。秋亭生于元大德四年（1300），元大德十一年，秋亭七岁时到顺德府开元寺出家为僧。“礼本府开元寺口公为师，服勤左右，朝夕匪懈”（见《大庆寿禅寺住持秋亭禅师亨公道行碑》）。元延祐七年（1320），秋亭禅师20岁时在开元寺受具足戒。后谒见海云印简大师再传弟子西云安公，西云禅师传衣付法给秋亭。数年以后秋亭禅师接任大庆寿寺住持，又四年后，以“和南上礼诸高德，别请他人拯钓舡”“出门径去”。不久，秋亭回到了顺德府大开元寺内归隐。后庆寿禅寺为师立《大庆寿禅寺住持秋亭禅师亨公道行碑》，秋亭禅师度弟子若干人，其中胜喜、胜宁是“嗣其法者”。
损庵之后，邢州开元寺的盛誉未减，元朝庭对开元寺进行多次修缮。
后至正二年（1336），在开元寺后普门塔前立《开元寺历代住持垂训法名颂》碑。
据《元史》载，至元十一年（1274）建大护国仁王寺；至元16年（1279）八月，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为纪念八思巴，邢州大开元寺在后至正八年四月（1348），为八思巴建造了皇元护国仁王佛阁堂，重刻了钟离权诗刻石，此年六月，在资戒坛碑之南侧修建了开元寺钟楼，并由沙门法祯撰文，李思明书丹，勒石立《皇元护国仁王佛阁堂之记》《开元寺钟楼记》。
到至正十五年（十月），为纪念刘秉忠，又修造了藏经楼，立《常山王看转藏经记》碑于观音殿前。
6、明清顺德府开元寺元朝后期，统治者大肆对百姓进行掠夺和奴役并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使国内各个矛盾日益激化。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灾，又遭旱灾、瘟疫，灾区人民死者过半。黄河决堤后，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
随着各种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终于导致了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
此时的邢州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夏，蓟州、辽州、潍州昌邑县、胶州高密县蝗。秋，大都、广平（今广平，元为州，在邯郸磁州一带）、顺德（路、邢台市）及潍州之北海、莒州之蒙阴、汴梁之陈留、归德之永城皆蝗。顺德九县民食蝗。广平人相食。
至元十九年（1282），正月至五月，京师大饥，银一锭得米仅八斗，死者无数。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莩死盈道，军士掠孱弱以为食。济南及益都之高苑，莒之蒙阴，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皆大饥，人相食。
由于天灾严重带来了人祸，红巾军刘福通部攻掠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北、山东人多流亡大都（北京），大都大饥，又大疫，死亡枕籍，大食人。（参见《元史·五行志》）也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一月，红巾军别部田丰陷顺德路（治邢台市）。“先是枢密院判官刘起祖（无传）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至是，城陷，起祖遂尽驱其民走于广平。”（今永年县）《元史·顺帝纪》河北是白莲教的活动地区。白莲教也称白莲宗，是净土宗分支，性质为半僧半俗的教团，开创于南宋僧慈照子元。白莲教在宋之前就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得到元朝政府的扶持。元代武宗至大元年，（1308）白莲教从事非法活动而遭到禁止。庐山东林寺普度概叹于祖说受误解，撰写《庐山莲宗宝鉴》十卷，阐明子元教旨，复兴白莲宗。但是白莲宗积弊没有得到改善，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一次遭到禁断。在学术界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宋元时代的白莲宗是佛教中的异端宗门，把明教、白莲教和白云宗称为“事魔邪党”，宗鉴在《释门正统》中说“此三教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有学者研究说，当年邢州开元寺僧人广泛宣传《白（密）莲集》，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河北永年人）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利用此说进行秘密传教活动。大开元寺首座损庵在元统二年（1334）力辞得退，在寺西堂写下：“莫将世事累青眼，留取闲云伴白头”，很可能就是影射此事。
万历版《顺德府志·官师》记载：刘绍祖，洛中人。顺德路总管时，有开元寺最胜，有木浮图极壮丽，可容千余僧，僧多为不义，绍祖悉，戳之，遂焚其浮图。
在元史中没有发现刘绍祖这个人，而此事实与《元史·顺帝纪》所记“先是枢密院判官刘起祖（无传）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吻合。由此认为刘绍祖为刘起祖的笔误。
隋唐以来，罪有十恶不赦，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为了洗劫寺产，刘起祖以“假宗教之名多为不义”的理由，对这座特命大臣护持的伽蓝实施了猖狂的掠抢，烧毁了十三级普门塔，使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刹遭受灭顶之灾。
根据资料可知，自至正十八年（1358）开元寺寺难后，开元寺历经了一百六十年的荒凉，到明正德十三年（1518）才对开元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复。此时寺院经济无能力修复“极壮丽”的普门塔，将普门塔铲其顶做五华殿，并重修了观音殿，在殿前增加了四个高浮雕滚龙石柱，现在的开元寺格局就是明代修复时保留下来的。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开元寺铸造了铜佛，由路由义撰文刻碑纪念（见《开元寺铜佛记》）。崇祯三年（1630），对开元寺山门等二殿进行了重修。
历史上记载，清代曾对开元寺进行了三次重修。第一次在清顺治十一年，对开元寺进行了一次整修，完工后由董三秦书丹立《重修开元寺碑》，第二次是在康熙四年（1665），重修了开元寺毗卢千佛阁。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再次对开元寺进行大修，由耿寿平撰写碑文，立《重修开元寺碑》。到了光绪年间，只对万安大士恩公塔进行了修补。
1914年，对开元寺大铁钟钟楼进行了修复，立《开元寺悬大钟碑》。1933年，民国邢台县政府对开元寺进行了一次大修。
在开元寺内还有大量的塑像与壁画，在观音殿东西两壁上还有一些明代的佛教壁画，这些壁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寺中音乐也颇有影响，多才多艺的僧人集聚在此。民国时期，寺内僧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佛学院。
1937年8月26日，日本第8师团预备役人员组建华北方面军第2军，同年11月参加冀南作战攻占邢台后，邢台城再次经历了战争带来的摧残，邢台开元寺此时已经沦为“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