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春
王同春（1852~1925）字浚川，东石门人，我国近代黄河后套主要开发者之一。
他5岁时一目失明，仅在私塾就读半年，即随父谋生于塞外。清同治十三年（1874），投入仕绅郭有元门下管理渠工。一面受雇于郭家，一面单独创业。他凿挖渠道，引黄河之水灌溉土地，在名曰隆兴长的地方，筑起房屋，建立渠道管理机构，后居民逐增，发展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在数十年间，他开凿大渠5条，支渠270多条，可灌耕地34000余顷。清光绪三十年（1904），他受清廷委托，开凿了后套第一大渠永济渠。使该地区渠道纵横，田畴相连，桑麻遍野，其家境亦迅速致富，拥有田地万顷，牛粮27处，年收粮20万余石。他4次捐出粮食9.5万余石，赈济晋、察、冀、陕等省灾民。凡投他避荒者，他均给予帮助。清末、民初，邢赴后套投奔他的人甚多，因而促进了顺德府皮毛业向后套、包头方向的发展。
王同春具有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公开侵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王同春对此表示了极大义愤。是年，甘肃布政使带兵过后套赴京勤王，他为数万军队筹备粮饷，制办军衣。他费银三四万两开办碱场，所产碱行销华北，收益颇丰。耶酥教士见状欲夺池取利，他毅然将碱池交归官办，发誓不向外国佬屈服。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搞“移民实边”，迫令王同春将其农田、灌渠交归清廷。外国天主教神甫又趁机利诱，许以厚金求购。王同春慨然答曰：“吾为中国人，不能将国土授于外人！”将其数十年所凿渠道和所置田产一并交官。
民国四年（1915），山西人邀请王同春到朔县、应县指导开渠筑坝，引河水灌田2000余顷。民国六年（1917），又在后套指导开凿杨加河，翌年开凿了新皂河渠、竣川渠、珊瑚湾渠。民国十四年（1925），他奉命协助冯玉祥军督察水利。6月，至山东省黄河口督修水口，因年事已高，中暑染病，于28日逝世，葬于五原城东门外。当地人为其集资建祠，以示怀念。
张梦莹
张梦莹（1904~1927）又名张小舟，出生于东汪乡大贤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在县立第五高小念书时，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常于夜晚在街头向群众传播反黑暗、反压迫的道理。高小毕业后，他留校任教，继续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
192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他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写下《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村史，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良好效果。
1927年4月，邢台党组织保送他和冯温、刁梦申、李文明一起到武昌，参加毛泽东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到武昌后，因情况有变，四人转到湖北省农协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班学习。7月，由于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讲习班移至九江，后改编为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教导团。张梦莹任班长。8月1日，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他参加了这一正义的壮举。在部队南下广东途中，与堵截之敌连续苦战，梦莹不幸牺牲于瑞金北门外，时年23岁，他是本县第一个革命烈士。
徐彬
徐彬（1870~1928）字崇之，潭村人。少时聪明好学。清光绪三十年（1904）于保定单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本县小学教习，即以兴学育才为己任。当时，我国正值戊戌变法之初，清廷提出废科举、兴学校，但举办新式学校教育，人多畏疑。徐彬则毅然大力疾呼，无复顾忌，积极倡导新教育，受业诸生，皆有树立。民国元年（1911），徐彬升任县视学，翌年升任县劝学所长。当时，本县仅有1所高等小学，1。余所初等小学。有人倡议筹亩捐以增设学校。徐曰：“乡人尚未尽知学校之利，遽增负担，无补于事，徒滋纷扰遂到处奔波，说服动员，将各村寺庙余产，用资学费，先后成立高等小学5所，初等小学300余所。本县教育为冀南之冠。国家教育部曾授给他一等金质奖章，大总统曾传令嘉奖7次，并奖给他七等嘉禾勋章，晋给五等嘉禾勋章。
民国五年（1916），徐彬还在郭村大齐长乐寺创办县第二高等小学，徐亲任校长，并捐资购置桌椅。他知识渊博，讲课十分风趣。家近在咫尺，却坚持住校。
民国九年（1920），省政府拟设女子师范，各地力争。徐彬多次上书，力陈设女师于邢之理由，并数次自费赴省府请示。后省政府终将女师设于邢（即后来的第三女师）。
徐彬一生喜爱结交，乐于施舍。对贫者多有周济。乡人有纷争，必力为排解，使之平息而后已。众皆悦服，讼争日少。遇地方公益事，辄自任之，不烦乡里。民国十七年（1928），徐彬闻村北路塌，便出资觅人修筑。虑有迁延，每日必扶杖督工。嗣因疾劳，病遂不起，卒于当年5月，终年58岁。
徐彬故后，乡友为其立碑，知县为其撰文。碑今完好。
张信卿张仲毅张绍先
西郭庄村清末秀才张九如，是一位爱国的开明士绅，他不满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常以教学、讲故事形式教育民众，宣传变革思想。张九如有三个儿子，长子张孚先（字信卿）、次子张毅先（字仲毅）、三子张绍先，在其影响下，青少年时代就相继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成为邢台的早期共产党员。其中张仲毅是邢台第一个共产党员，是邢台创建中共党组织的奠基人之一。
张仲毅（1899~1927）自幼聪明好学，1918年顺德中学毕业后，考入保定高等师范。他思想进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便率领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1921年春，共产党员邓中夏到保定高师任教，介绍仲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青年团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后改任书记），1922年春转为中共党员，当年5月，他以保定地区团代表身份赴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他高师毕业，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任教，担任天津第六团支部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保定和天津期间，他多次回邢传播马列主义，先后帮助十二中学、邢台四师成立了读书会、文学会和人生改造会等进步组织，同时又在其兄张信卿任教的大贤村举办农民夜校，将马列主义传入农村。1924年在邢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建立了邢台第一个团支部，为邢台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1925年4月，张仲毅受北京区委派遣，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一起到邢台发展党组织，在邢台十二中学发展了史天和、薛金吾、吕良弼、高鸣鹿等第一批学生党员。此后，他经常关怀邢台党组织的成长，为邢台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由于地下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使他积劳成疾，于1927年病逝邢台，年仅29岁。
张信卿（1891—1949）性情刚毅，为人忠厚，1911年，他在保定育德中学念书时，曾因参加反袁世凯斗争被捕，获释后回邢教书。“五四”运动后，他在二弟仲毅影响下，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1924年仲毅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常携同事来往家中，他便协助弟弟热情接待往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并做了大量的送信联络工作。
1926年秋，张信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顺德临时地委成立，办公地点秘密设在他家里，他担任地委农运委员，儿子张啸宇担任宣传委员。当年6月，他参与领导了武装农民占领邢台城的斗争。失败后，他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邢台县党部，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党员，并将自己工资全部献出做为组织活动经费。1928年5月，临时地委在国民党捕杀中被迫解体，他仍坚持活动，并于年底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1929年4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赴邢，在张信卿家召开“直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了中共邢台中心县委，恢复了邢台党组织。
1930年4月，邢台中心县委遭破坏，张信卿等十余人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并说服难友改变供词，与敌人展开斗争，保住了党的秘密，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1937年10月，日寇占领邢台后，他携带全家十余口，奔赴邢西山区，与胡震一块创建邢台抗日县政府，先后担任政府总务科长、文教科长、师范校长、抗日高小校长等职。1942年反特运动中，因被误解受审，但他对党始终坚贞不谕，受处分后仍积极从事教育工作，直至1949年病逝。
张绍先（1913—1942）自幼聪颖，高小毕业后便在村中当小学教员。他受两个兄长的影响，大革命期间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教学为掩护，协助信卿、仲毅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冒着敌人的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和大哥张信卿一块掩护陈谭秋在家召开直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承担放哨、联系工作。1930年中共邢台中心县委遭到破坏，绍先与信卿同时被捕。他虽仅有17岁，但表现异常坚强，几次受审艰贞不屈，并在狱中教大家唱“独木关”月下一段戏，以鼓舞斗争意志。
1937年10月，日寇占领邢台。绍先同大哥信卿一同奔赴山区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先后担任宋家庄抗日区政府区长、县抗日剧团团长。1940年调太行五专署教育科工作，此后又担任专区农场场长、冀鲁豫边区农业指导所所长等职。1942年5月反“扫荡”中，他为掩护群众不幸被捕。在日军残酷拷打折磨下，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对劝降利诱的日军特务、翻译大骂不止。最后被凶残的敌人割去舌头、鼻子、耳朵，挖去眼睛，残杀在山西省辽县（左权县）小南庄村。当年仅29岁。
张仲毅、张绍先、张信卿三兄弟，为抗日救国，为中国革命相继献出宝贵生命，被后人称为革命三兄弟。为纪念张氏三兄弟的革命业绩，中共邢台市委、邢台市政府在达活泉公园建立了纪念碑。
王荫芝
王荫芝（1920~1942）乳名盼贵，学名王虎谷，河北省赞皇县人。
荫芝自幼家境贫困，十岁时父亲要送他给地主放羊，他却提出要上学读书。父亲见他心怀大志，便忍痛负债送他上学。老师见他勤奋聪慧，致力传教，五年后又亲自资助他考入赞皇县师。“九•一八”事变后，荫芝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忧心如焚矢志报国，随于1935年秋，在学校秘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查封日货，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芦沟桥事变后，面对国破家亡的危难，荫芝谢绝学校让其留校任教的好意，毅然投笔从戎，联络本县爱国青年，组织抗日游击队，进山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初，八路军工作团在赞皇成立抗日县政府，荫芝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政府工作，先后任赞皇县政府科长、临城县委宣传部长、高邑抗日县政府县长兼游击队大队长。
1940年秋，荫芝调任邢东抗日县政府县长兼独立营营长。邢台是日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的主要兵站基地。为封锁控制山区根据地，日伪军在邢东设立三道封锁线，据点、炮楼林立，公路交叉，并在农村实行联保制。在残酷的环境里，荫芝积极发展县独立营、公安队，除配合八路军作战外，还组织群众割电线、破铁路，并在各村建立“两面政权”，利用各种方法瓦解伪军、打击敌特汉奸。为了对付日伪扫荡，荫芝除积极组织群众空室清野外，他还安排李昭德、李光宗等五人，打入李梅花据点内当“便衣特务”，掌握搜集敌人的情报。
1942年5月17日，日军出动一个连队在伪军配合下，拂晓入山扫荡。接到内线情报后，荫芝连夜带领县独立营，配合八路军十一旅某部，在桐花岭一带设伏，准备阻击敌人。可是，狡猾的敌人，一直到天亮还没有出发，正当八路军主力部队撤离埋伏，荫芝指挥独立营及县政府机关人员转移时，敌人却突然开来，并在磨镰岗山上架起迫击炮，向独立营阵地猛烈轰击。在弥漫的炮火中，王荫芝一面组织还击，一面命令大家分散转移。就在队伍大部撤离阵地时，一颗炮弹在王荫芝县长身边爆炸，王荫芝县长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
宋勤玉
宋勤玉（1920~1943）宋家沟人，1939年参加抗日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村农会主席、武委会主任、区联防队长。
1940年，日本侵略军在李梅花建立据点。经常到宋家沟抢粮抓差、胡作非为。1941年麦收后，据点日军限期要宋家沟送交8石小麦，当时正值灾荒，几十户村民连吃的都没有，到哪里弄这么些粮食？武委会主任宋勤玉经过与农会宋勤荣、宋二伏等人商量，决定打断对敌人的“维持”，拒绝给据点送粮。为预防敌人报复，宋勤玉组织起十几人的自卫游击小组，除县里发给的两枝枪外，又集资买了6支步枪，一边生产一边监视敌人。
宋家沟拒绝送粮后，梅花据点的黑田队长大为震怒，先后两次派日伪军袭击宋家沟。宋勤玉及时掌握敌情，与县独立营联系，一连两次打退进犯之敌。在战斗中宋勤玉一马当先，机智勇猛，一人打死两名日军。
宋勤玉不仅英通善战，他还利用各种机会瓦解据点中的伪军，并在据点里建立了“内线”。1942年10月，三八五旅5名侦察员要到冀南开辟工作，宋勤玉通过内线联系，带领5名侦察员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在宋勤玉领导的游击小组带动下，龙门、军营几个村也相继建起了游击小组，1942年冬，宋勤玉被任命为区联防队长，带领联村游击队展开对敌斗争。
由于宋勤玉游击小组连续打击敌人，日伪军把宋家沟当成了眼中钉。1943年2月16日，敌人集中谈话、梅花、土岭几个据点200多敌人，分两路袭击宋家沟。接到敌人出动的消息，区政府立即作了部署，宋勤玉带领50名联防队员在南山伏击侧面敌人，区民团迎击正面敌人。勤玉接到命令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带领游击小组布下地雷阵，然后率游击队奔向南山阵地。日伪军来到宋家沟村后，双方立即开火，日伪军凭借人多武器好，用机枪、小炮猛烈向南山阵地轰击。宋勤玉沉着灵活指挥作战，用步枪、手榴弹一连击退敌人三次进攻。游击队的子弹快用完时，宋勤玉抱起最后一颗地雷掩护大家撤退，忽然一颗炮弹落在身边，他被炸得血肉模糊昏倒过去，被人背进一个山洞里。
敌人撤退后，游击队送宋勤玉到根据地治疗，但因伤势过重，途中不幸逝世，时年23岁。
李梦萍
李梦萍（1910~1944）原名李振谦，浆水村人，1931年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县立第三、第四高等小学任教。因在四师念书时接受新思想，毕业后即在故乡进行破除迷信、改造陋习，倡导妇女放足、剪发等活动。1935年冬，他又在浆水创办高等小学，自任校长，旨在造就一批有新思想的学生，造福乡里，改造社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仓惶南撤，邢台县长白如琳也弃地而逃。10月15日，日本侵略军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邢台城。在城乡一片混乱，面临国破家亡之际，素有爱国之心的李梦萍，决心不当亡国奴，即四处呼吁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10月中旬，他和进步知识分子吴光裕，先进青年农民冯文绍等，在浆水高小召开23编村代表会议，共商抗日救国事宜。当在10月下旬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他们听到红军（八路军）到达晋东南发动群众进行抗日的消息，惊喜望外，当即决定派人到山西请红军下山领导抗日。
会后，冯绍曾、梁如月等人星夜赶赴山西找红军，虽未如愿，但与冀南暴动骨干共产党员刘振河取得联系。
11月上旬，李梦萍又派梁如月等人，第二次到山西找红军未成。
11月中旬，又传来红军到达山西和顺一带的消息，李梦萍立即带领李庆仁、冯文绍等18人第三次到山西找红军，终于在和顺县寒桥沟，与一二九师办事处郭主任接上头，反映了邢台人民的愿望，提出请红军下山领导抗日的要求，郭主任当即慨然允诺。
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派周恒、高杨率“第十八集团军东北抗日第一游击纵队”到达浆永，经几天筹备，于25日在浆水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邢台抗日救国临时政府”，公推李梦萍为主席，吴光裕、冯常诗为副主席。临时政府接受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施政纲领，并建立起抗日游击队，开创抗日根据地。
李梦萍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后，一心扑在抗日工作上。他积极筹措抗日经费，慷慨解囊，动员亲属和富户捐粮捐款，提出实行合理负担，取消按亩摊派，实行“请大户，乐捐抗日救国捐”等以解决抗日政府和游击队之急需；他坚决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即实行“一半减租和一分减息，抗属一律停租停息，并更换新契”的政策，他还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界人士参加抗日，特别是对当时山区势力最大的会道门——红学，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使他们也参加了抗日活动。但后来红学被封建势力所利用，处处给抗日政府作对，在少数反动道首煽动下，还以合团为名，在下店村组织两千多名道徒，到临时政府门前示威，摘掉临时政府牌子，插上他们的杏黄旗，并扬言要赶走临时政府。李梦萍面对红学的嚣张气焰，立场坚定、毫不退让，亲自出面向一般道徒进行说服教育，对上层反动头头进行坚决斗争，并把县游击大队迅速调回，以防不测。在临时政府坚决斗争下，红学理屈词穷，道徒被迫散去，一场骚乱很快平息下来。
1938年4月，建在营头的邢台抗日县政府和建在浆水的邢台抗日救国临时政府合并，李梦萍改任三区区长，1941年当选为邢台县参议会参议长，后调赞皇县太行区第一办事处工作，1942年又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他一直靠近党，积极抗日，为革命作出许多贡献。
李梦萍于1944年2月逝世，享年34岁。
赵明珠赵明琦赵明琛
赵明珠、赵明琦、赵明琛三兄弟，生于邢台县深山区明水村。父亲赵文章是闻名乡里的老中医。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深得乡民赞誉。明珠弟兄三人受其父教诲，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虽然家境不算富裕，但他们还是忍饥受寒克服困难，相继读完了高级小学，老二明琦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平定县立中学。
1937年抗战爆发，明珠兄弟三人决心以志报国，随于1937年秋到1938年春，相继参加抗日工作，在党的教育下，都成为革命干部，为革命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赵明琦（1914—1945），在平定中学读书时就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中学毕业后，他到平定县保晋公司当煤矿测量练习生，曾写过不少揭露公司当局欺压工人的文章，受到工人赞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起一支200人的平定工人游击队，开赴前线进行抗日。平定沦陷后，这支队伍编为秦支游击队，明琦负责供给工作，并在当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明琦调任独立支队供给处政委，他在极端困境中，设法组织物源，千方百计保证了游击队和几百名地方干部的吃穿，荣获模范党员称号。1940年以后，明琦先后在八路军总部营业处、太行工商总局工作，在各种恶劣环境中，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1943年，冀鲁豫九专区（亦称沙区）灾荒严重，上级调赵明琦任九专区工商局长。他到任后，即刻组织人员调查灾情、调拨物资，夜以继日地奔波在灾民中间，仅一年时间，就使灾区恢复了生产，使人民生活得以安置。1944年濮阳城刚解放，赵明琦就带人到城内恢复经济，建立工商组织，接收市场经营。为输通购销关系，他亲自帮助商户解决货源。在他不懈努力下，使经济很快复苏。由于明琦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不幸于1945年5月1日逝世，年仅31岁，遗体安葬在滑县万古烈士陵园。当时九专区专员赵紫阳亲自为他题写挽词：“君为人民而生，人民将完成君未竟之事业。”
赵明珠（1908—1940）1937年在宋家庄参加冀西民训处组织的“战委会”工作，后调抗日县政府财政科任科员、股长等职。他工作积极，不畏艰险，在反封建、反摩擦历次斗争中，立场坚定，有胆有识。1940年反摩擦斗争胜利，为肃清国民党顽固派的残余势力，抗日县政府派出“突黑流”工作队到路罗一带开展工作。赵明珠被派到七林、道沟几个村负责。他利用多种方式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组织群众向地主恶霸说理斗争。赵明珠的工作得到群众的拥护，也引起反动势力的仇恨。当年5月的一天傍晚，他正患病住在一家楼上，国民党顽固分子趁他发高烧神志不清，将他拉出推到楼下，因伤势过重，不幸逝世，时年32岁。
赵明琛（1922—1968）在两个兄长影响下，16岁即参加了抗日工作。他1938年在山村办抗日实验小学，1940年初，被调到县教育科，后又任三区文教助理员。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1941年5月被选为冀西抗日教联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调到邢台县委宣传部工作。1943年12月，上级选派明琛参加太行六地委整风学习，他刻苦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在一年时间内写出大量心得体会文章，受到领导好评。学习结束后，即调任邢台县委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明琛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委第三书记，主抓宣传教育工作。他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各项工作中，深入实践，注重调查，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很多先进经验。他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政治、生活上关心他们，使文教、卫生、科技各条战线知识分子队伍稳定发展。他注重理论研究，热心宣传工作，在工作之余，常常亲自为县办的“集体农民”报撰写文章。
由于长期熬夜工作，赵明琛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于1957年6月离职休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于1968年6月含冤去世，终年47岁。1979年邢台县委为赵明琛召开追悼会，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王丕绪
王丕绪（1912.9—1943.11）杜树村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在本村学堂读书，13岁父亲去世，家境日渐衰落，丕绪失学务农。他面对困难矢志不移，在家一边干活一边自学，除攻读课本外，还阅读了《唯物史观》、《民众周刊》等一些进步书刊。从这些书刊中了解到日寇践踏东北三省的事实，看到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困境，激发起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当他听到邢台城学生抵制日货示威游行的消息，便徒步到邢台与学生组织联系。
“七·七”事变后，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地方工作团到达宋家庄一带。王丕绪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地方工作团，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团支持下，以他为书记组成中共宋家庄区委会，建立了抗日区政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冀南，传送情报、筹集粮物，组织运输，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秋，王丕绪担任县委委员，负责筹建县农会工作。农会成立后，他担任主席，为组建各村农会日夜奔波，亲自选拔抗日积极分子担任农会干部，配合县委、政府开展抗日宣传、生产自救、建立自卫队武装各项工作。
1939年初，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率领其党、政、军两万多人进驻邢台路罗川。他们到处要粮要款，残害抗日干部，制造种种摩擦，阴谋挤垮抗日政权。为团结抗日、消除摩擦，王丕绪于当年7月，亲自带领各区民众代表20多人，冒着大雨，淌着洪水，穿过几道关卡，步行70多里到省府驻地贺家坪找鹿钟麟“请愿”，强烈要求制止国民党军队无理摊派，到处抢掠；要求制止摩擦，一致抗日。鹿钟麟政府拒不答应代表要求，反将王丕绪等代表扣押起来，并以吊打、封官等种种手段威逼利诱。面对国民党政府卑劣伎俩，丕绪义正辞严，以铁的事实揭露了顽固派真反共、假抗日的罪恶行径。最后鹿慑于山川民众的反抗，经我党几次交涉，不得不将王丕绪及代表放出。
1940年，王丕绪担任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为巩固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领导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抗日组织统一行动，开展减租减息、反特反霸、空室清野一系列工作，受到群众的拥护，同时也遭到了封建反动势力的仇恨。1943年农历11月12日，王丕绪在宋家庄饭馆吃饭时被国民党特务用毒药害死，年仅31岁。
为表彰王丕绪抗日的功绩，区政府特在杜树村为其召开追悼大会。
李昭德
李昭德（1910~1944）李梅花村人。幼年在邢台城双聚斋鞋铺当学徒，后又回乡务农，靠打短工养家糊口。
邢台城沦陷后，昭德目睹百姓遭受残害，心中怒火燃烧，决心抗日保家卫国，于193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自卫队，担任指导员，多次奉命带领自卫队员到铁路沿线扒电线、锯电线杆，破坏敌人电讯设施，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0年10月，日伪军在李梅花、桐花岭相继建立据点，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蚕食”。为瓦解和打击敌人，11月，昭德受邢东抗日县政府派遣打入李梅花据点。王荫芝县长亲自给他交待三项任务：一是搜集敌人兵力、装备和行动情报；二是瓦解、争取敌伪人员；三是配合政府打击铁杆汉奸，营救我被捕人员。昭德接受任务后，于1941年春正式进入李梅花据点当了“便衣队”。
昭德进入日军据点后，受到不少朋友乡亲指责，骂他当了汉奸，甚至连他的妻子凤兰也在责骂他。昭德为了抗战事业，忍辱负重，不露半点机密，机智沉着地开展工作。在1941年和1942年两次反扫荡中，他准确及时地通过关系送出十几次情报，使抗日根据地免遭重大损失。后来，他的妻子凤兰了解到他的工作，也主动舍生冒险替他传递情报。
1944年8月，县独立营决定拔掉李梅花据点，扩大游击区。县领导安排昭德为内应，配合作战。当我抗日武工队负责人在据点附近与昭德联系时，不慎失落两枚日制手榴弹，引起日军的怀疑与追查，致使昭德被捕。
昭德暴露身份以后，敌人对他用尽了各种酷刑，逼问他的上级和同伙。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昭德坚贞不屈，嘴里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敌人不死心，又把他押到谈话中心据点继续审讯。残忍的日本宪兵将一根根铁钉扎进他的脚心，将一支支竹签插进他的指尖，逼问他我敌工名单。昭德忍着剧痛，视死如归，始终没吐一句话，最后被日寇惨杀于谈话据点。
李昭德牺牲时，年仅34岁，遗体安葬在袁家庄，1946年移回故乡李梅花村。
刘兆槐景光佩
刘兆槐，邢台县东恶石村人，1911年生，自幼务农，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县公安局副局长、抗日民团副团长、中八区副区长；景光佩是邢台县吕家洞村人，1908年生，1941年参加县武工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农会主席、中八区副区长。
1945年春，抗战接近反攻阶段，驻邢日军加紧防范，做垂死挣扎。为加强敌占区的抗日领导，抗日县政府于1945年初在邢东建立了中八区，刘兆槐、景光佩二人均任副区长，在敌我交接地带，建立保垒户发展党组织、开辟游击区。
3月3日，景、刘二人带通讯员赵小喜到离城40里的窦庄开辟工作，夜宿保长陈文保家。次日拂晓，谈话据点出动30余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庄。景、刘二人为使群众免遭祸灾，当即决定突围出村，把敌人引到村外。他二人领着小赵向村南突围，先用手榴弹打退迎面敌人，趁机跳过南场土墙，因景光佩脚部扭伤，行动艰难，敌人趁势围扑上来。在这紧急关头，刘兆槐命小赵奔向东山，自己搀着景光佩边打边退，当撤到离村一里远的短麻地时，由于子弹打光，被一群鬼子围住，二人面对众敌，毫不畏惧，砸坏手枪，赤手空拳与鬼子肉搏，终因势单薄，落入敌手。
敌人将景、刘二人押到谈话据点，开始以封官许愿诱降，问他们“能否在这边干？每人可给个中队长。”二人回答“誓死不当汉奸!”又问“放你们回去干什么？”二人回答：“回去还要抗战！”刘兆槐答话时看见便衣李春安站在一旁洋洋得意，便冷不防挣脱绳索，跑过去在他肩上咬了一口。
敌人劝降不成，便施毒刑，将二人吊起毒打。二人遍体鳞伤一直骂不绝口。鬼子头目问刘兆槐：“你杀过我们多少人？”刘兆槐嘲弄地说：“一百单八个。”鬼子恼羞成怒，大发淫威，对二人施以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倒栽水缸内等酷刑，又残无人道地将刘兆槐耳朵割去、牙齿打掉，又挖眼割舌。景、刘二人对党忠贞不屈，即使在严刑审讯期间，还通过内线送出信息，表示请组织放心，绝不叛党。3月6日，景、刘二人在谈话村西沟惨遭杀害。时年，刘兆槐35岁、景光佩38岁。
为深切怀念景、刘二烈士，当地群众在窦庄村南烈士战斗过的地方树立纪念碑一座，将窦庄改名景刘庄。
路纪玉
路纪玉（1888—1960）乳名小喜，白岸村人，自幼务农。19岁时爷爷患搭背毒疮，久不得治，在垂危之时幸遇河南一个姓南的游医，几副草药治好毒疮，一家感激不尽，将南医生留在家中。南医生感激路家知遇之恩，便收纪玉为徒，并将祖传医术秘方尽数传授。纪玉聪明好学，求知若渴，仅半年时间便得师傅外科要诀，熟练得掌握了治疗痈疽、疔毒、瘰疠瘿症等疮症外科手术，还学会用草药配制汤、散、膏、丸多种中成药剂，从此，名声大振，除本地村镇外，山西、沙河、武涉等地的病人都纷纷前来求医。
路纪玉忠厚待人，医德高尚。他常说：“有钱看病，无钱也要看病。”常对一些无钱买药的穷人施舍药品，有的病人远道而来，当天走不了，他就将病人留宿在家，赔吃赔住，分文不取。
1947年7月，山川传染疔毒，白岸村400多口人，有上百人患病，一个月内病死十几人。路纪玉从外地看病回村，看到家家惊恐不安，便冒着传染危险找患者察看病情，随后组织群众刨来几十斤蒲公英，拿出自己药品配成药剂，在街上熬了一大锅汤药，让全村群众喝药治病。经他精心治疗，全村患者逐渐好转，接着外村镇也仿效其法，使传染病很快得以控制。为表彰路纪玉治病救人，白岸村公所为他挂匾一块，上写“为民立功”四个大字。
新中国建立以后，上级给路纪玉颁发了行医证。他虽年事已高，但对病人仍是有求必应，有时病人不能行动，他就爬山涉水登门诊断。除此以外，他还起早搭黑采集草药、研制药剂，整理药方。1958年，他身患半瘫症，在病床上还坚持看病，口授秘方，直到1960年11月病故，二年中看病数十人。
路纪玉的医道在邢台山川享有盛名，对外科各种疮症疗法有独特研究，死后留有亲笔整理的《外科秘方》一本。
李宝玉
李宝玉（1890~1961）名景清，字香远，本县会宁人。
宝玉自幼家境贫寒，10岁到邢台城“聚祥”烟店当小伙计，受尽折磨。一个亲戚看他甚是可怜，介绍他到任县拜在拳师刘瀛洲门下，习三皇炮锤、二郎拳、谭腿、合战拳、金钢大力掌、梅花拳、八步迎风掌、八卦拳、九宫拳、形意拳等。后拜永年太极拳高手杨老振为师，潜心学习太极拳。之后，又拜永年郝为贞为师，悉心学习郝式太极拳。终得真传，绝技在身，大器已成，一时名声大振，山西、河南、安徽、南京等武林名流多次邀请他共建武馆。
宝玉拳技以意气相会，神形兼备，刚柔并举，以柔克刚，平生为人耿介，谦躬谨慎，专爱打抱不平，治服过无数武林无赖。教徒注重武德，交人注重信义，授徒数十人均有造诣。大徒弟董文科曾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国术馆教练，弟子曹珂、小道士均是武林太极拳名流。
英国拳师艾斯波尔曾多次在拳击大赛中被誉为“无敌拳王”，外国职业拳师称其为“可怕的对手”、“恐怖的死神”。他在南京立下擂台，大吹大擂，认为中国人没有他的对手。李宝玉率其徒弟董文科打擂，多次研究对策，由董文科将艾斯波尔打翻在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在南京引起强烈震动。蒋介石送李宝玉一匾，上书：“天下第一拳”。
晚年，李宝玉在家乡以为百姓医病为生，于1961年病故。
路荫桎
路荫柽（1900~1963）字秀三，东由留村人。幼年承秉家教，聪颖好学，从小学、中学直到省立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均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最后取得公费出国留学资格，进入英国里兹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192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归国后，荫柽应聘于冯玉祥开办的西安制革厂工作，年余，又到北京师大任教授，后又受校友相邀，回天津母校工业专科学校执教。1930年工业专科学校升格为河北省立工业学院，荫柽出任学院秘书，1935年任代理院长。在任期间，他礼贤下士，尊师重教，致力学院发展，两年间学院得到迅速发展，在全省高等院校中已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7年天津沦陷，学院被迫停办。荫柽关心学院，决心留在天津，住在英租界“兹惠”学校里。这期间，他采取各种办法疏散本校教职员，并通过各种途径将学院贵重仪器转移到英、法租界保护起来。
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宪特几次对美英租界进行搜捕，为免遭毒手，荫柽在同事的帮助下，只身化妆南下洛阳，被国民党中统局委以洛阳交通站站长，负责南下的青年、学生接待转送工作。洛阳失守后，随军撤到重庆，任国民党中组部总干事。
日寇投降后，荫柽当即返回天津，接收学院，恢复教学。于1946年暑假招收复校后第一届新生，学校正式更名为“河北省立工学院”，荫柽任校长。他与教职员工同心协力，仅三年时间即将停办8年的学院理顺就绪。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天津，国民党军政要员均忙着打点财富出逃台湾。有人问荫桂如何打算，他却安若自定地说：“我平生致力教育，于国民无大过，逃遁台湾，困守孤岛，有何前途？”随留在天津。天津解放后，荫桂主动到市军管会汇报学院情况，并由文教部介绍，到华北工业部干训班学习。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国家重工业部教育处，主管部属学校的教育工作。1962年又被安排在天津市文史馆工作。1963年6月，因突患脑溢血病逝，终年63岁。
王启疆
王启疆（1903—1966）字振华，谭村人。15岁到沙河县城“三义城”杂货店当小伙计，17岁到邢台城“德厚油坊”学徒。在此期间，他发愤学习，历经15年磨练，掌握了珠算、记帐、榨油技术及有关商业经营的一整套“生意经”。
1936年，王启疆以450元股金与人合股在邢台东大街开办“同源油坊”，次年又与人合股经营“信盛昌”油坊，并任经理。由于他精通业务，经营得当，几年内油坊资金由原来几百元增加到2700多元。1943年油坊迁址西大街，更名“瑞丰油店”，已成为邢台城较大的商户之一。这时期，正值日本侵略者占据邢台，王启疆不甘作亡国奴，秘密联系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暗中搜集敌人情报，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使“瑞丰油店”成为八路军在邢台城内的地下联络点。
1945年邢台解放后，王启疆以他在工商界的影响和威望，带动工商界人员协助政府开展各项工作。1947年当选为邢台工商联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启疆被选为邢台工商联主任，积极组织工商界人士投入国民经济建设。1950年，他率先购买“胜利折实公债”469份；1951年，他组织城内工商业者写出“挑战书”与邢台县工商界开展“依法纳税、守法经营”和“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竞赛活动，使邢台城关提前3个月完成纳税任务，抗美援朝捐款达10.9万元，受到河北省有关部门表扬。
王启疆热爱社会主义，带头执行党的各项政策。1953年，他主动通过与国家签定加工棉籽油生产合同方式，将“瑞丰油店”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4年，他先后联合个体工商者成立了“邢台市兴华造胰厂”和“永兴金钢砂厂”；1956年春，他又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在政府支持下，以合营方式成立了“邢台市公私合营矿砂厂”（邢台市砂轮厂前身）。
王启疆讲究实际，秉公直言。在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曾代表个体工商者向政府提出多条合理建议，受到市政府领导和工商界人士一致称赞。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他曾担任邢台市饮食业公司经理，市服务局副局长，先后被选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副主席、河北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执行委员、常委。1959年，他做为全国工商联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神仙会，受到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会见并合影留念。
1966年“文革”开始，王启疆在“下放”新华旅馆劳动期间，因突发病逝世。1979年11月，邢台市委为其恢复名誉召开了追悼会。
郭凤山
郭凤山（1913.6~1969.7）马峰村人，1938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农会委员、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等职。
郭凤山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困，只念几年小学即辍学务农。“七•七”事变后邢台沦陷，凤山率先响应抗日号召，参加共产党，组织村农会，积极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9月，凤山被调到宋家庄区农会工作，并担任秘密交通站站长，负责冀西民训处（黄北平）与内邱、邢台县抗日政府（浆水）及山区各区的通信联系。他面对顽军的封锁盘查，不顾生命危险，以串亲戚、做生意为掩护，机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通信任务。
1939年12月，郭凤山调任将军墓区委书记。当时正值反摩擦斗争的关键时刻，将军墓地处邢西山区中心地带，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凤山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群众以各种方式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种种摩擦，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对以鹿钟麟、朱怀冰为首的国民党省政府及军队的分裂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壮大了区、村抗日政权，使各项抗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1940年1月到1945年8月，郭凤山先后担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在这期间，他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灭蝗抗灾、生产自救、反特反霸、反扫荡等斗争。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创立了显著成绩，被太行区评为“模范县委书记”。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后，太行、冀南部队奉命收复邢台城。为支援前线，郭凤山连夜召开县委会议，妥善安排了秋收秋种任务，组织了全县2万名武装民兵和1.5万人的担架队，亲自带队奔赴邢台城下支援战斗。邢台解放以后，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率部4.5万人攻占磁县、欲夺邢台，企图分割我解放区。为保卫胜利果实，以郭凤山为首的邢台县委组织4万群众、千余辆马车开到铁路沿线，仅四天时间即拆平邢台城墙，拆断铁路40余里，配合我军主力，粉碎了国民党北犯的阴谋。
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以后，郭凤山先后担任六地委组织部长、邢台县、市委书记、地委副书记，领导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各项运动。他的事迹分别在“新华日报”及省、地报刊报道。1969年7月在“五七”干校病逝
马鸣琴
马鸣琴（1915~1968）系本县皇寺乡西青山村人。幼年家庭贫寒，只上过几年小学，但他天资聪明，在自学中接受了新思想，懂得了革命道理。日本侵略军占领邢台后，他不甘心当亡国奴，毅然离开家乡，奔赴山区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被调抗日县政府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敌工工作。1940年他担任二区（将军墓区）区长时，领导全区群众生产自救，渡过灾荒，又领导群众搞水利建设，取得了卓越成绩。后来，他调任邢东县民政科长。当时邢东县根据地很小，活动范围多是敌占区，在敌人频繁扫荡，汉奸特务到处破坏，斗争形势极为残酷的情况下，他意志坚定，机动灵活，较好地完成了本职工作。特别是在敌工工作中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1945年9月，邢台城解放后，他调邢台市，先后担任南关区政府和第四区政府区长，对恢复邢台城的经济做出了贡献。1948年奉命南下，历任福建省南安县县长，晋江专署专员、地委书记、三明市钢铁厂厂长、福建省粮食厅厅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委委员、粮食组组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冲击，于1968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骨灰安放在上海市龙华革命烈士公墓。
冯世英
冯世英（1911~1969）白虎庄乡牛旺村人。从小在家务农。
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到邢台山区宣传抗日，世英受其影响，于1938年5月参加邢台县委在浆水举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正式加入共产党，回村后任支部书记。1939年9月调任五区委委员。在抗战期间，先后任区委委员、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邢西县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邢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52年2月，调任宁晋县委书记，同年11月调回邢台地委，先后任工业部长、地委副书记、邢台专署专员。1958年7月，邢、邯地区合并后，任邯郸地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3月，邯郸地、市合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地区分开，先后任邢台专署专员、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职。
冯世英自25岁参加革命，三十一年中，一贯工作积极、生活俭朴、联系群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在抗战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根据地群众开展反摩擦、反蚕食、反扫荡、生产自救等工作。在1940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亲自带领2000贫苦群众到内羊、折户等村，向地主、乡绅请愿借粮。他还率全县千名民兵下山参加“百团大战”，到敌占区拆电线、破铁路，配合主力打击日寇。在1943年直1944年期间，为发展生产，他培养推广了郭爱妮搞纺织等典型经验，受到太行区表彰。1945年秋，我军大反攻，他率领2000名民兵支援前线，先后参加了解放邢台、攻打元氏等战斗。
1946年6月，邢东、邢西两县合并，世英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山区各项工作，在土改、大生产及支前工作中，发动群众、贯彻政策，组织干部、民兵随军南下，为巩固解放区、支援全国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建国后，冯世英担任县、地主要领导，关心群众，作风正派，与群众同甘共苦。1963年邢台地区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他亲临灾区第一线，指挥干部群众抗洪救灾，在地区与各县失去联系的紧要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雨到驻军部队向北京军区联系，空运电台到各县，保证了灾区的联系。为开展灾区生产自救，他带领各县领导到湖南、湖北各省地求援，运来粮食、代食品，及时解决了灾区300万群众的生活困难。在1966年邢台地区抗震救灾中，他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灾区，遵照总理指示，夜以继日地领导灾区抗震救灾，开展生产自救，并不顾高山反应，带病去慰问支援邢台的西藏同胞。即是在“文革”动乱中，他仍顶着极左思潮的压力，坚持在第一线指挥生产。
由于长期工作紧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1969年12月19日逝世于石家庄和平医院，享年58岁。
郎守业
郎守业（1916~1969）浆水镇水门村人。幼年家贫，靠刨坡地与挑扁担谋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率先参加本村自卫队，任小队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本县抗日游击队，任第二中队副队长。1940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邢西县公安队，因工作积极，升为副队长兼一排排长。同年10月，公安队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七团一营，继任排长。1941年11月因病离队回家。任本村武委会主任。
1942年6月，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地向我太行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为逃避敌人的杀戮，水门、寨上等村千余名群众，纷纷躲藏进水门村北郑沟。6月16日，日寇一个中队向郑沟扑来。在乡亲们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郎守业沉着机智，果断地将30余名民兵分为两组，一组隐藏于水门南坡，一组潜伏于北坡，为了迷惑敌人，他只身攀登到敌人侧面的北垴，瞄准敌人，连发数枪，使两个鬼子当场毙命。敌人恼羞成怒，掉头向他猛扑过来，两村群众趁机安全转移，免遭劫难。
为宣传郎守业勇敢精神，当时曾流传于山区的一首歌中唱道：“郎守业打枪瞄得准，四二年反扫荡掩护了老百姓，一人迷惑了一群狼，群众得安宁，人人夸他是英雄，咦呀咳!”
1944年10月，他出席了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会，被评为太行区一等战斗英雄，受到了邓小平等领导的接见，获奖章一枚、步枪一支。之后，又担任了邢西县八区武委会副主任。1948年7月，带领民兵参加解放太原战役，荣获分区武委会模范干部称号，获奖章一枚。同年10月提升为邢台县武委会副主任。1949年2月，他随军南下福建，任南下长江支队三中队副队长。同年10月任福建省仙游县武委会主任。1951年2月，改任武装部部长。1954年10月调任福建永清县兵役局局长。1960年1月又改任武装部部长。1969年在永春县病逝，享年53岁。
吕俊生
吕俊生（1907—1970）大贾乡乡前青峪人，1937年12月参军，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队长、连长、副营长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忠心赤胆，勇猛善战，曾荣立8次一等战功。1950年出席全国群英会，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
吕俊生自幼家境贫寒，13岁因生活所迫，到武安县学徒钉鞋。后又被人雇佣收买羊皮、当长工。上山西、下河南，历经坎坷磨难。1937年，八路军东进太行，他毅然投军抗日，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
他豪放刚烈，见义勇为，入伍后吃苦耐劳，英勇果断，由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出色的革命战士。1938年7月，在山东夏津战斗中，他带头冲入敌群，一连刺死27个鬼子兵，身上3处受伤。由于战绩卓著，被评为一等战斗功臣。
1938年12月，他到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受训，结业后任冀南军区青年总队通讯连连长。在频繁作战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一人杀伤伪军60多名，荣立大功2次、一等功2次。被誉为全军“常胜猛士”。
1940年，俊生参加了百团大战，在攻打高邑战斗中，他带领的连队担任正面攻击。他率先指挥工兵炸毁敌人外围工事，在我军前进受阻的关键时刻，冒着弹雨，奋力冲到敌人碉堡跟前，从射击洞中夺出敌人吐着火舌的机枪，为部队突破防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俊生任训练队队长。一次执行任务时与部队失去联系。在险恶的环境中，他坚持与敌人周旋20多天，顺利完成任务。一次他外出侦察敌情，被伪军围在村中。为保护群众利益，他只身冲出村子转移敌人目标，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战友和群众的安全。
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在冀南军区机械处、军区补充团、军区独立营、军区工业部任职。战功闻名全军，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革命军人的优良作风。
吕俊生回乡养病期间，还积极参加农村建设，直到1970年11月22日病故，还担任着大队党支部委员。
吕俊生的骨灰安放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
袁毓明
袁毓明（1915~1974）龙门人。自幼聪颖好学，学业优异。22岁于北京进德中学高中毕业时，正值“七•七事变”，他毅然离开北京，回到故乡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冀西游击队。1938年秋任太行一专署《冀西报》编辑。1939年冬，调太行区《新华日报》任编辑。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新闻记者，他深入实地进行采访，踏遍了太行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写出了许多生动的报导，真实地反映了太行根据地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1943年，他出版了《太行人民打蝗记》一书，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太行区党委的表彰。
1946年春，他调至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人民日报》社工作。他曾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数次跟随与国民党谈判的三人“执行小组”赴新乡、安阳，及时发出消息，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破坏谈判、发动内战的罪行。1948年夏，他调任新华社十八兵团野战分社社长，在解放太原战役中，他亲临火线，白天采访，夜间发稿，写出了多篇火线报导。1950年初，他调四川川北区工作，筹建了《川北日报》、“川北人民出版社”、“川北广播电台”，并担任三个单位的社长和总编。1952年秋，他赴重庆任《新华日报》总编辑，这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短文，后来多被重庆人民出版社收入《思想与生活》一书。
1954年夏，他调北京《大公报》任党组书记、总编辑。他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指示，经过调查研究，对办报方针进行了改革，并明确《大公报》是以报导财经为中心的政治性报纸。从此，《大公报》从内容到版面均为之一新，即是在百忙中，他仍勤奋笔耕，除亲手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外，还根据当时青年的思想倾向，写下近百篇短文发表在报纸上。被青年出版社汇集成《和青年人谈古论今》一书，深受广大青年之喜爱。他还写了《石川淡月》、《由鬼变人》两本短篇小说集，曾多次再版并获创作奖。
1957年，他被错误地定为“右派”，贬职到山西省文联工作。但他没有灰心，仍勤奋创作，以化名发表了许多文章。“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批斗，长期被限制人身自由，于1974年4月含冤去世。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袁毓明的冤案被彻底平反。
霍立军
霍立军（1952~1977）将军墓镇李家沟人。1970年初中毕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战士、班长、排长。1977年9月20日，在新式火炮射击试验中，为掩护战友、排除故障，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霍立军入伍仅17岁，先在武汉部队某部当警卫战士，次年调升“红军团”三炮连任集训班班长，由于多次出色完成训练任务，被誉为炮团全能炮手。
1975年夏，立军参加团游泳集训队担任队长兼教练。八月上旬，该地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佛乐岗水库出现大坝下陷断裂险情，为保护水库，使下游几县人民免遭损失，立军冒生命危险，带头跳进滚滚漩涡，带领集训队战士运送沙袋木料加固大坝。完成水库抢修任务以后，立军忍着剧烈的骨疼，立刻带领集训队奔赴百里以外的午阳县北渡公社，搭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当时洪水泛滥，空投无场地、船运无航道，他率领战士强渡急流，往返数十趟，将几千斤干粮、衣服、药品送到灾民手中，连续奋战十几日，使2000名群众解救脱险。
同年十月，立军被调到炮团集训队任八二无后坐力炮教员。为提高火炮战斗性能，他大胆提出紧急情况下肩炮射击的特殊方式。为尽快掌握射击技能，他亲自扛着50多斤重的炮身，反复研究练习，很快掌握了发射技术。在部队首次火炮肩射实弹比赛中，霍立军排成绩优异，获全团射击第一名。荣誉面前，立军不骄不躁，刻苦学习中外资料，结合实际操作，花费半年时间，自编了18万字的火炮射击教材，绘制83幅图表，被推为全军试用教材。在紧张的训练中，霍立军坚持专业自修，除研究火炮外，还攻读了其它数十册军事著作，先后试制成功了手摇坦克镜、火炮检查镜等十种简易军事器材，其中有4种在部队推广应用，取得显殊性能。
1977年9月20日，霍立军排参加山地新炮实弹演习。他带领四个班首先进入阵地，因新炮故障，战士一连几发偏离目标。在异常情况下，立军当机立断，命全排撤离炮场，他独自留在炮位检测器械，校正瞄准器，一连两发命中靶心，全场欢声雷动。当第三发炮弹刚填进炮膛，突然“轰”地一声，炮筒爆炸，一团浓烟弥漫了整个炮场。
霍立军为试验新式火炮壮烈牺牲了。他用年轻的生命掩护了战友的安全，换来了新式火炮发射数据，以英勇的壮举实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誓言。为表彰英雄事绩，军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臣，武汉军区授于他“雷锋式干部”称号，号召全军学习他的事绩。英雄的名字载入“红军团”的光荣史册。
王魁泽
王魁泽（1907~1978）路罗乡大戈寥人，1938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乡党总支书记。
50年代初期，他总结了“要想富，多栽树”的山区建设经验，以大戈廖为重点，带动白云山周围二十编村，开展合作造林绿化运动，仅大戈寥就荒山造林4131亩，为白云山林区建设开辟了前景。
他注重科学生产，善于研究总结。在荒山造林运动中，他自己动手，大胆设想，搞成了荒山油松块状育苗、橡子越冬储藏、橡树幼林平茬复壮等三项科学试验，受到国家林业部、华北农林局的肯定和赞扬，试验成果得以广泛推广；在山建实践中，他创造了分山划界、农林牧协调发展的办法，提出一山一沟集中连片造林、群众突击造林与林业工人常年管理、造管结合封山管林等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措施。为山区农、林、牧、副综合治理闯出了路子，赢得广大群众的一致赞誉。
王魁泽为山区建设呕心沥血，40年如一日。曾于1952、1953年被省、地、县授予林业劳模称号。他领导的大戈廖和白云山护林委员会，先后被评为林业模范村和护林模范单位，多次受到嘉奖。鉴于王魁泽生前艰苦创业、造福后人的林业功绩，1984年元月，县政府为其树立纪念碑。
王俊生
王俊生（1910~1978）水门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县委委员。
抗战时期，王俊生任村农会主任，1943年，他组织起全县第一个互助组，组织农民度荒自救，发展生产，支援抗战，荣获晋冀鲁豫边区劳动模范称号。50年代初期，他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带领群众修山治山，立志改变山乡贫困面貌。
1963年，特大洪水冲走水门200亩土地、100间房屋、20万棵树木。面对毁灭性灾害，王俊生不气馁，带领群众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苦战了三个冬春，修水平梯田202亩，河川垒大坝260米，修建各种塘坝上百座，起沙垫地260亩，粮食产量比灾前翻了一番。
王俊生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大抓林果牧副综合经济建设。从1963~1978年，带领群众绿化荒山1800亩，积蓄材林1.63万亩；栽培橡树、板栗、桃杏等果树1万余棵，林、果收入超过新中国成立前10倍，占农业收入60%，水门由灾后乱石荒川变成林茂粮丰、六畜兴旺的新山村，成为全县、全地区山区建设的先进典范。
他以毕生精力为山乡群众创造财富，用双手为山乡打开一条致富之路，被群众称为“治山王”。1970年，年逾花甲的王俊生被评为全省劳动模范，出席了北方农业会议，荣幸地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大典。
1984年，县人民政府为王俊生树碑立传，歌颂其“治山精神永存”。
吴玉书
吴玉书（1892~1979）字林阁，号子讷，坪上村人。
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8岁入私塾读书学画，12岁即可联诗作对。1912年考入县立简易师范，翌年考入河北省立天津音乐学校，1918年又升入保定国立高等师范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本县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县立师范讲习所主任教师、区教育委员、县立第四高小校长、邢西县抗日高小校长、邢台县师范学校教员。
他一生光明磊落，致力于教书育人。1939年，在国难当头时刻，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在浆水川下寺创办县第四高等小学，担任校长兼教师，同时担任秘密抗日交通站站长。1942年，他在内阳抗日高小任教期间，为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带领学生开荒种地，坚持抗战教学，为抗日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
他一生爱好广泛，对音乐、书法、绘画、诗词均有很高造诣。40年代，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配合抗日根据地“生产自救”运动，他编写了《秃头山起家》、《孟祥英翻身》、《王俊生》、《冯九令》、《一坛血》、《捕蝗记》等20多个剧本，并亲自导演、排练，带领学生串村演出。1945年邢台解放后，他立即带领学生剧团奔赴新解放区进行宣传、演出。后来，县政府在内阳高小学生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邢台县剧团，培养出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吴玉书被评为太行区先进工作者、邢台专署模范教师。他一生还创作了大量的书法、绘画、诗词作品。1984年，县《百花》编辑部为他编纂了诗集——《吴玉书诗稿》，收入其诗作143首。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书任县师范教员，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培养出一批品学兼优的人才，桃李满天下，他先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他65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吴玉书退休。他继续协助有关部门筹划展览、绘制地图，并下乡采访，翻阅史书，为编纂县志积累了大量文稿、资料。1979年因病逝世，享年87岁。
1985年10月9日，县政府在坪上村为吴玉书立碑，以示纪念。
赵满囤
赵满囤（1912~1979）又名赵占元，南康庄村人。
满囤生于民间音乐世家，自幼受爷爷、父亲影响，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6岁学吹喷呐，7岁便能吹奏“小开门”、“大开门”、“胖娃娃”等十数个民间曲调，跟爷爷走乡串村，参加祭神打蘸、庆典迎娶等活动，满囤从小家境贫困，但他立志攀登艺术天堂。他没读过书，不会识谱，所奏曲调全凭口传心记。为加深功底，他一年四季不分寒暑，手不离乐曲、嘴不离唢呐，加上他心领神会的天赋，技艺日见长进，12岁即能独奏“霸王鞭”、“小对鼓”、“百鸟朝凤”等20多个著名唢呐曲牌，在乐班已成为小有名气的“把式”。
除唢呐曲谱外，满囤还遍求名师，到剧团学习梆子、乱弹、丝絃等戏曲演奏和笙、管、胡琴等乐器技法，18岁便当上乐班领班。一年赶上永年庙会，会上请来四个乐班对台赛技。满囤面对各路高手，施展技艺，从太阳发红一直吹到明月高照，最后以一曲“百鸟朝凤”夺魁，一支唢呐悠扬缠绵，时如高山流水，时如鸟叫虫鸣，吸引了几千名赶会的观众。从次，赵满囤名声大震，“满囤的唢呐”传遍了邢台、邯郸一带的乡镇、县城。
新中国成立以后，满囤结束了江湖卖艺生涯，做为著名民间艺人参加了社会文化宣传活动，并在演奏内容、技艺上不断更新提高。1958年正月，他参加邢台地区艺术汇演，以高超的技艺荣获优秀演奏奖。此后他应邀参加了县文工团，到各公社、各水利工地巡回演出。
1959年，天津音乐学院慕名聘请赵满囤到学院任教，传授唢呐技艺。他以特殊教学方法，将自己传统演奏技法倾囊传授，深受学院师生赞许。一年后，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满囤辞职回邢，在邢台艺校任教一年，传授弟子10余名。
满囤一生致力民间音乐，在唢呐演奏技法上多有建树，创立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演奏的“百鸟朝凤”曾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
李庆俊
李庆俊（1912~1981）坡子峪人。
1930年，他毕业于下寺第四高小附设简易师范，之后回本村任教。1937年，八路军东进太行，在邢西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他积极参加了抗日工作。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本村任支部书记，并担任小学教员。1943年，他在抗日小学基础上，创办了坡子峪抗日高小，他号召学生发扬抗大传统，边学习，边生产，边宣传，并成立了抗日“火焰剧社”，走村串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45年，浆水高小并入坡子峪高小，他任校长。在艰难的情况下，他组织学生开荒、烧炭，生产自救，坚持办学。1952年，本县办起浆水中学，他调任该校任教导主任。1957年任校长。
他一生注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顶着压力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并在艰苦条件下，想方设法改善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使浆水中学由初级发展到高级中学，由3个班次发展到20个班次，每年为国家输送大中专学生百余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在他本人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亦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保护知识人才，使学校免受损失。
1972年，他任县文教局副局长兼浆水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1978年，中共邢台县委授予李庆俊为“模范校长1981年，他当选为县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同年9月21日因病逝世。1985年9月10日，县人民政府在浆水中学为他树立了纪念碑。
尚书绅
尚书绅（1915~1981）北坡村人。自幼家境贫寒。
1930年，他从下寺高等小学毕业后，辗转于后山头、放甲铺等村教书。他坚决摒弃私塾那一套死读书、教死书的陈旧教法，采取了分节授课、启发式教学的新方式，深受学生拥护。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战地工作团。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抗日政府派他回村办教育，并兼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42年，他在北坡太清观创办抗日高小，并亲自教授抗日教育课。
敌人的残酷扫荡及经济封锁，使抗高的生活极其艰难。他组织师生徒步去山西省背
粮、运煤。没有课本、文具，他就组织教师给学生抄书，并自己上山起石板、锯石笔。
1952年，他调任县师范学校（后改为县二中）校长。他关心师生，朴实可亲，坚持原则，很受师生们尊重。1956年，县二中搬迁会宁，他率先参加建校劳动，平荒坟、填大坑，脱坯烧砖建教室。他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1964、1965年，会宁中学的大中专升学率达70%以上。
“文化大革命”伊始，尚书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68年10月，他当上校革委会主任后，不顾自己处境艰难，千方百计设法保护教师，并大力抵制所谓的“开门办学”，竭尽全力让学生多学点文化。
1972年，他升任县文教局副局长，兼会宁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1978年，中共邢台县委授予他“模范校长”称号。
1981年1月13日，尚书绅病故。1985年首届教师节时，县政府为他在会宁中学立了
纪念碑
王德堂
王德堂（1925~1981）军营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民兵队长、武委会主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农业社社长、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政协河北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他组织本村群众生产互助，走集体化道路，夺取粮食丰产，同年出席省爱国增产代表大会，获省政府奖章1枚。1953年，他发动群众，解放思想，采用科学种田、技术管理，使小麦亩产超千斤，创本村历史最高产量，获省政府五星锦旗奖励；1957年2月获全国劳模光荣称号，出席了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并与中央领导人合影留念。他立志改变山乡穷山恶水，1960~1962年，领导群众连续3年造林，绿化荒山上万亩；1963年洪灾以后，他带领群众开渠引水，筑坝建田，两年修地150亩，筑拦水坝500米，植树上万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身心受到摧残。但雄心不减，1972年患病期间还关心着山乡的农林发展，亲手制定了枣树发展规划。直到1981年12月18日病故时，还念念不忘家乡的经济建设。王德堂致力山区建设40年，先后获全国劳模奖章2枚、国家农业部奖章1枚、省、地、县各种奖励30多项。为表彰他的模范业绩，1983年，县政府为其立碑纪念。
王志英
王志英（1929~1981）北小庄乡军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村团支部书记、共青团乡总支书记、林场场长、公社副主任等职。
王志英一生热爱林业。1951年任村共青团支部书记期间，致力改变山乡贫困面貌，带领青年大搞科学种田，创造了“千斤田气1956年，他调任北小庄乡团总支书记，向县政府提出了建设灵霄山万亩林场的建议，亲自带领全乡830名青年上山，顶风冒雪，大战12天，造林1.3万亩，受到省、地、县各级表扬，出席了北方五省青年造林代表大会。1957年，参加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获国家林业部奖励，颁发锦旗1面、奖章1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8年，为加强灵霄山万亩林管理，加速林木生长，他组织起青年护林专业队，负责灵霄山林区的管理、保护和林材开发。
他为发展太行山林业兢兢业业，奋斗一生，堪称青年治理山区的楷模。为表彰他的创业精神，1984年8月，县人民政府为他立碑纪念。
齐兴聚
齐兴聚（1934~1982）恶石人。1957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公社党委委员、信用社会计、副主任、主任等职务。
他热心金融工作，参加工作25年如一日，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为把信贷搞好，他跑遍全乡10个村、1379户农户，逐户摸底了解，建立起家庭经济档案，根据需求发放信贷，为开发山区经济资源，帮助农民发家致富，他连续数年到内蒙、河南、山西、邯郸、沙河等10多个省、地、市、县调查学习，联系业务，把掌握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资料，广泛传播到全乡各村，并帮助群众办起各种养殖业、手工业。仅1978年，就从外地选购优种牛450头、种羊1200只、优种兔400对，支持248户群众办起养殖场，年收入达29万元。
1978~1982年，他利用信贷支持兴建了畜牧、林果、木材、养殖等十几项社办、村办企业，培养了十几个重点专业户，为发展山区商品生产奠定了经济基础，使农户存款成倍增长。他领导的信用社连年被评为省、地、县金融红旗单位。他个人连续12年被评为省、地、县先进工作者和金融红旗手，1982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
他为金融事业耗尽了心血，身患不治之症，于1982年12月1日去世。1983年7月，他被追认为全国金融红旗手、省劳动模范。1984年1月县人民政府为他立碑纪念。
袁满囤
袁满囤（1961~1982）北盖宗人，1980年元月参军，同年9月加入共青团，1981年任代理班长。
袁满囤参军后，被分配到中央警卫部队给军委首长当警卫员。为了干好工作，他不仅熟练掌握警卫业务，还利用一切时间学习革命理论，入伍两年中，攻读了马恩列斯选集、毛泽东著作及有关军事论著几十册，写下了7万多字的读'书笔记。他任代班长以后，吃苦耐劳，团结战士，对工作一丝不苟。在军事训练中，他带头卧冰爬雪，苦练硬功，每次武功对练时当配手，常常被摔打得鼻青脸肿而毫无怨言。一次，师部举行武装泅渡比赛，他主动背重武器，在腿上绑沙袋，肩头、后背被磨出一层血泡，发炎化脓仍坚持训练。经过50天艰苦训练，他以优异成绩夺取泅渡比赛蛙泳第二名，获优秀学员称号。在他的带动下，他的班在思想、执勤、军训等12个项目评比中，均获优秀成绩。
袁满囤日记本上有这样一句话：“只有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幸福的人，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人”。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当班长仅一年时间中，就给战士做好事几十件，受到首长和指战员的赞扬。
1982年2月24日，袁满囤准备了学员考试材料，晚上11点拿出武器刚上岗，突然接到报告，“后海有人落水他随即叫人替岗，自己抱起一块木板向后海跑去，来到海边，看见两个黑影在冰窟中一起一伏，情况十分危急。他来不及多想，脱去棉衣，踏着薄冰奔过去，没走几步就陷进水里。他冒着刺骨的寒水奋力破冰向前，抓住落水人拼命游到海岸。这时，闻讯赶来的工人、战士都要下水救人，满囤见水深危险，让大家在岸上接应，自己单身返回水中，经过十几次推拉，才把另一个落水者救上来。
袁满囤反复两次在水中拼搏近40分钟，脸上、手上被冰凌划破十多处。等大家把他拉上岸，已完全昏迷。虽经医院紧急抢救，终因冰冻、呛水严重，停止了呼吸，年仅21岁。
袁满囤舍己救人的事迹振动了整个警卫部队，徐向前元帅曾两次指示：“这个战士是个好同志，牺牲了很可惜，要配合当前学雷锋活动，很好地宣传他的事迹”。根据袁满囤生前表现和要求，卫戍区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追记一等功，称他是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战士。
李丑妮
李丑妮（1902~1983）系许家村农家妇女，年青守寡，和儿子拴柱相依为命，靠刨山地、养蚕生活。
1942年5月，日寇扫荡太行山根据地，在白岸一带反复搜查十多天。李丑妮和乡亲们躲在西山崖上，几日断粮缺水。一天夜晚鬼子下山后，李丑妮趁机到村里找吃的，刚走到山崖底下，即发现一个八路军伤员，因腿部受伤流血过多，已昏迷过去，她来不及多想，背起伤员不顾山高路险，摸黑下山，把伤员送到自己家里，烧水洗伤、换衣敷药后，把伤员藏在炕后的墙洞里。在李丑妮照料下，伤员清醒过来。他是八路军三八五旅青年纵队战士，名叫赵云飞，才18岁，是在掩护群众转移时受的伤。
李丑妮把伤员安排好，天已发亮，她见四周没有什么动静，便把掩藏的九个鸡蛋找出来，想煮熟留给小赵吃。谁知水还没烧开，山沟里又响起枪声。不等她扑灭灶火，一个鬼子领着几个伪军冲进屋里，一脚踢倒水锅，鸡蛋滚到地上。一个伪军看到鸡蛋起了疑心，问李丑妮是给谁煮的，家里藏着八路军伤员没有？还假惺惺地告诉她，交出八路伤员，皇军赏你洋钱。李丑妮任凭敌人怎样威逼利诱，总是从容地摇着头。鬼子兵吼叫着把刺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让几个伪军到屋里去搜，结果除了几件破家具，别的什么也没有。鬼子找不到人，又逼着她带路去找水井。李丑妮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故意装聋打岔，把他们领到村外一个土坑边。鬼子兵气得呲牙咧嘴，举起刺刀就要行凶。恰在这时对面山上响起枪声，鬼子兵才收回刺刀，带着伪军慌忙离去。
日伪军在山川扫荡半个月，李丑妮冒着生命危险设计掩护小赵。她白天躲在山上，夜间回家给小赵煎汤做饭，洗伤换药。为给小赵补养身子，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米面让给小赵吃，自己和儿子偷偷用野菜糠皮填肚子，经过她20多天的精心掩护，小赵的伤势渐渐好转了。当小赵伤愈归队时，李丑妮把儿子准备娶媳妇穿的一身新衣给小赵换上，亲自打点行装把他送到村口。小赵带着大娘慈母般的嘱托，奔向抗日战场。
李丑妮舍身救亲人的事在根据地传为美谈，她的故事曾辑入“河北革命故事集”。
王志琪
王志琪（1920~1985）原籍东川口村，后搬迁到南会。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合作社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抗战时期，志琪即参加自卫队，站岗送信，积极参加抗日活动。50年代初期，他领导东川口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在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于1954年创办了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选为合作社主任。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按语中，称王志琪是“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称以他为支部书记的党支部，是“强的党支部”，赞扬他率先垂范，善于向群众进行教育。让大家充分考虑，做到自觉自愿入社。经过曲折的工作，经过“倒宣传”，大家积极入社，齐心奋力夺丰收，合作社逐步增产。1958年.他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58年兴建东川口水库，他带领部分群众迁至南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963年特大洪水，使南会遭受毁灭性灾害。他带领党支部一班人，组织群众重建家园，苦战两个冬春，起沙垫地250亩，整修梯田170亩，灾后第二年粮食产量即达6.5万公斤。到1966年，全村封山育林1000亩、建新房220间，在一片沙滩碎石的基础上建起一座新村。粮食总产达到15.5万公斤，除自给自足之外，还向国家拿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志琪受到冲击，身心备受摧残，但他仍关心村里的生产。1973年后，他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地位变了，但他艰苦创业思想不变，仍带领群众治山治水，使以往亩产百十市斤的岗坡地跨过千斤大关，成为全省农业典范。1976年后，他一手抓农业，一手抓经济，先后建起石灰厂、铁业社、苹果园、良种厂等十几项工副业。仅石灰厂一项年收入达十数万元。
1985年秋，王志琪因病逝世，县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特在南会为他树立了纪念碑。
贾冲之
贾冲之（1916~1988）本县翟村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倡导抗日救国。10月，日军占领邢台，他带领全家奔赴山区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并担任浆水抗日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942年，调临城县任北区区长、县实业科长。后又调任太行区冀西生产总社三分社社长、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秘书主任等，在领导太行山根据地的工业生产和金融、贸易、税务等工作中，均取得优异成绩。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太行实业公司副经理、经理、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参加了解放安阳、新乡等城市的接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山西省工业厅副厅长、厅长，山西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兼山西矿业学院院长，山西省副省长兼山西省经济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后，任山西省副省长兼山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顾问。曾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二、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他在山西工作期间，组织了山西省工业的恢复建设。1955~1965年领导了山西省煤炭基地的建设工作，他提出的经济煤方案（以煤换油，石油出口），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赞扬。他十分重视山西水资源开发，潜心构思了引黄入晋蓝图。他不辞劳苦，跋山涉水，亲自把握第一手资料，撰写了5万余字的论文——《山西省的水利建设》。
1988年11月，贾冲之因病在太原逝世。
李震宇
李震宇（1920.12~1988.1）本县浆水镇浆水村人。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邢台城，时当震宇尚未高小毕业，在校长李梦萍影响下，在浆水参加八路军地方工作团，并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调内邱县八路军地方工作团。1938年7月至1945年4月他先后任邢台县营头区委书记、沙河县委宣传部长、邢台县委组织部长、临城县委组织部长、武安县委书记、邢台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等职。
这段时间，正是太行山抗日艰难时期，外有日寇进犯扫荡，内有顽军盘据摩擦，加上连年灾荒，抗日军民承担着多种压力。在残酷的斗争中，震宇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发展抗日组织，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在1942年5月大扫荡中震宇率领沙河民兵开展游击战，掩护群众转移，被地委授予模范干部的称号；1945年震宇任邢台县委书记兼四十二团政委，率部参加了解放邢台战斗。在攻打永年县临溶关时，他身先士卒、破城攻坚，一举消灭了杨四子等土匪顽敌，缴获了大量的军备物资。
解放战争期间，李震宇率部跟随二野，突破黄河天堑，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抢渡汝河战斗中，他亲领两个警卫排担任后卫，激战一天，击退敌人五次进攻，掩护了刘邓首长和主力部队的安全渡河。当大部队回师中原时，震宇率五十三团留守大别山，开辟发展根据地，在兼任湖北广济县委书记期间，组建民兵队伍，建立人民武装，为新区培养了大批地方军政干部。
新中国建立后，李震宇先后担任湖北省军区政治部直政处主任、黄冈军分区政委、湖北省兵役局副局长、武汉军区检察院检察长。1955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11月，李震宇调任长江航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创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方法和制度，使长航全线的政治工作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李震宇一生勤奋好学，酷爱书画，其作品多次在全国报刊发表，部分书画作品被国际友人收藏，他负责编辑的《长江画册》受到艺术界的赞誉。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他任解放军代表队武汉赛区政委，该赛区取得优异成绩，曾受到贺龙元帅的嘉奖。
李震宇于1988年1月因病逝世，享年68岁。
吴光裕
吴光裕（1909—1990）坪上村人，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吴玉珂、叔吴玉书皆从事教育，废寺庙、办学校，致力教育救国。光裕受父辈影响，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中学毕业后即在邢台师范附小任教，三年后，为发展乡村教育，离开县城回到山区浆水任教。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邢台城，光裕看到山河破碎的残景，心如炙烤，遂与进步知识分子李梦萍、爱国青年农民冯绍曾、梁如月等人商议，在浆水小学召开23编村代表会议，共议抗日大计，并派人三次到山西请红军要求共产党来邢领导抗日。当年11月，在十八集团军东北抗日游击纵队帮助下，于浆水建立了邢台抗日救国临时政府，光裕出任副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外有日军蚕食，内有顽固分子破坏，加上连年灾荒，临时政府困难重重。光裕面对困难，积极组建县、区、村抗日团体，亲自走乡串村刷标语、教歌曲，建立抗日救亡室，宣传教育群众，并带头动员自己亲属为抗日捐献钱粮，帮助群众度战度荒，为抗日临时政府的巩固，为根据地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4月，营头、浆水两个抗日政府合并以后，吴光裕先后调任邢台县抗日政府民政科长，武安县抗日政府秘书、山西黎城县县长，直至1946年又担任邢台县民主政府县长。在历经8年的抗战岁月中，光裕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太行根据地，在为部队筹集军粮，组织区、县自卫武装以及反磨擦、反扫荡各项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他的无畏革命精神和干练的才能。
1948年春，吴光裕被调到山西财经学校任教务副主任，从此，他开始投身到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省办公厅秘书主任、华北局企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财委基建办公室主任、国家建委城市局处长、副局长、国家计委基建局副局长等职。几十年来，尽管工作岗位不断转换，地位不断变化，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深入实践努力工作，刻苦研究认真学习，兢兢业业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即使在离休之年，他还坚持到基层调查研究，一心一意关心着机关的事务。1990年春因病逝世，终年81岁。陈生玉
陈生玉（1931~1991）长信村人。自幼家贫，8岁便跟人学理发，半天上学，半天学剃头。他勤奋刻苦，成绩优良，14岁考入邢台义德中学。
1948年，生玉考入河北农大，毕业后分配到吉林新中国糖厂当技术员。新中国糖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制糖厂之一，生玉珍惜自己的工作，埋头苦干，努力钻研，潜心研究甜菜的种植技术，先后在“吉林日报”、“哈尔滨日报”等刊物发表数十篇专业论文，并编著出版了《甜菜种植技术》、《甜菜病虫害防治》等两本书，成为当时甜菜研究的最年青的学者，同时，他还自修俄语，翻译国外专业论著，受到苏联、波兰专家的器重。
“文化大革命”开始，陈生玉因“三青团”历史问题，被迁返回邢台老家，他带着全家大小6口住着三间泥坯小屋，边劳动边学习，帮助大队宣传队编节目搞宣传，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县文学创作活动，在县办刊物《工农兵文艺》、《百花》及省、地报刊发表故事、小说等文学作品十数件。
1980年，陈生玉历史冤案被平反以后，新中国糖厂召他回厂任甜菜科科长，负责研究所工作。他以忘我的精神，带领研究人员着重研究了甜菜病虫害防治和培育优质高产品种等几项课题，取得显著成就，新疆、宁夏等地曾多次聘请他去做专业技术指导。1986年，生玉被聘为高级工程师，他的专业论文接连在报刊发表，上级部门多次要提调他，但他酷爱自己专业研究，始终没离开糖厂。
1990年，陈生玉患肝癌住院，在死神面前他仍不肯放弃甜菜研究，在病床上还在翻阅专业书刊，并一再请求医生：请再给我几年生命，让我攻克甜菜的“癌症”。他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留恋，于1991年秋去世，享年60岁。
王永淮
王永淮（1915~1992）西黄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1938年9月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中，曾任浆水区供销社会计、县公安局侦察员、县政府工商科科长。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他积极参加反特反霸、拥军支前、生产自救各项运动，冒着敌人军事、经济层层封锁，到山西、邢台城为根据地购运盐、布等物资，以此支持抗日军民的需求。
建国初期，王永淮担任七区区长，组织群众走互助合作道路，亲自带领群众改造荒山、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努力改变山区穷困面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52年，他出席了河北省劳模大会，荣获“模范区长”称号。著名作家秦兆阳亲临邢台对他跟踪采访，以他的名字为题，写出人物通讯《王永淮》，此文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被选录在全国通用中学生课本上。从此，王永淮的名字和他的事迹被全国人民所传颂。
1956年，王永淮当选为邢台县副县长，作为县级领导，他仍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每年抽出大量时间住在农村，组织群众治山治水，亲自到灵霄山、八里岗、羊卧湾水库等多处地方，率领群众建林场、挖渠道、食风沐雨、战斗不止。1959年，他作为林业代表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
1961年以后，王永淮先后担任邢台县县长、朱庄水库施工部副主任、邢台地区山区建设办公室主任，一直战斗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直到1987年离休后，还带病参加太行山区开发活动，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王永淮从小务农，没上过学，但他酷爱读书，参加工作50余年从未离开过书本。他曾在工作之余，写下数十首歌词、律诗，以抒发自己对家乡山水的热爱。
王毓秀
王毓秀（1877—1946）字一峰，西先贤人，清光绪年间秀才，后又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的•北洋陆军将弁学堂”学习。王毓秀从将弁学堂毕业后，即在袁世凯的北洋常备军中任陆军第一混成旅协马队第一营管带，宣统年间又任河南五十八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民国大权，王又在北洋军阀中任团长、第三混成旅长兼汝南总司令等职。袁世凯死后，王投到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门下，民国六年（1917）冯国璋当了副总统，任他为高级副官。翌年，冯国璋任代总统，又任他为总统府军事一等咨议和国务院政治顾问。民国十五年（1926）他参加直鲁联军，任第十八军军长，宣誓讨伐倾向革命的冯玉祥。民国十六年（1927）直系军阀全军覆灭，王又钻进国民革命军，当了第三集团军的参议，后因讨“白狼”失败而被解职回邢。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打到邢台，王毓秀公开投敌，亲自打着日本国旗，到北门外迎接日军。日军进城后他又组织维持会，亲任会长，住进旧府衙内，把持全县一切行政大权。1938年3月，日军组织伪邢台县公署时，又委任他当了第一任县知事。
王毓秀当了伪县知事后，积极组织伪县警备队，亲任队长，让大汉奸肖结贤为副队长，配合日军，保卫城防，驻守炮楼，到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他还组织“新民会”大肆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并强迫各学校增加日语课，进行奴化教育，同时还创建了邢台县合作联合社、华北麻产改进会、华北棉产改进会等财贸机关，为日伪“以华治华”政策服务。
王毓秀的“忠心”，并没有换取所有主子们的欢心。1939年吴赞周当了伪河北省长后，为了培养个人势力，即把他免职。王毓秀当伪县知事仅一年时间，给邢台人民带来很多灾难。邢台解放不久，王毓秀怀着对革命的恐惧和仇恨而死，终年69岁。
王英
王英（？~1951）字杰臣，东石门人，系王同春之三子。
王英自幼随父王同春在绥远河套生活，清宣统元年（1909）考入绥远陆军小学，毕业后时值辛亥革命，遂参军，在第八区巡防队任班长。民国二年（1913）调到骑兵团，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民国十四年（1925）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居西北，王投奔冯玉祥部下任团长。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国民军在直奉军阀夹击下，退出南口，撤至绥远。八月，冯玉祥从莫斯科回国，在五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誓师参加北伐。王英升为旅长。是年冬又升为骑兵第五师师长兼包宁护路司令。为了北伐，冯玉祥西走宁夏、西安，王英部被闫锡山改编为骑兵第八师，仍任师长。1927年冬，又升为第三集团军第十五军军长，后改任第三军军长。1929年，蒋介石委任其为全国骑兵总司令，但因蒋（介石）闫（锡山）战起，未能就任，遂调任第三集团军骑兵副指挥。“九一八”事变后，王英为了保护自己产业，便提两师人马组成西北义勇军，亲任总司令，后被国民党军剿灭，匿居天津1936年，他又在商都誓师，就任大汗义军总司令。1940年，王英公开投靠日军，当了汉奸，在包头任日伪绥西联军总司令。日军投降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为十二战区骑兵司令。1951年在北京被人民政府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