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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户市简介

△神户华侨的滥觞与发展

△神户华侨社会的人物、团体和公共事业

△神户华侨对祖国的贡献

△神户华侨积极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活动

1973年六月二十四日,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结成友好城市,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史上又一崭新瑰丽的篇章。结好以来,两市使节互访,文化交流,经济往来,技术协作,交往频繁,情谊深长。1980年八月二十六日,天津新港又与神户港结成友好港,以进一步增进两国贸易,交流港口建设与经营管理技术知识,友好关系不断取得可喜的成果。

日本神户是随着开港而建市的,自始就是一个开放的好客的城市。中国侨民从神户开港时起就前往定居谋生,百余年来,人数不断增长,生业逐见繁衍,与东道国居民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对当地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沟通,都做过不少可以称道的贡献。他们的这一部奋斗史,足可做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也是天津市与神户市结成友好城市之所以具有深厚基础和广阔前景的有力根据。这就是我编写这篇神户华侨史话的动机与意义。

文中所用史料大部分采自神户市华侨问题研究所鸿山俊雄著《神户大阪の华侨》(1979年七月版)一书,一部分由神户市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德仁、大阪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斯波义信教授在信札来往中所提供;还有一部分是向有关人士采访而得。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在编写中难免有误漏之处,希识者不吝指正。

一、日本神户市简介

神户市位于日本本州西南部大阪湾的西北岸,系兵库县的首府。在日本是仅次于横滨的第二大港、最早的国际城市和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

早在日本幕府时代末期的庆应二年(1866),神户就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生田川以西,鲤川筋以东海岸一带),辟为通商口岸,并在庆应三年(1867)五月七日,与大阪同时开港,于次年明治元年(1868)四月十六日完成建港工程。明治元年正月十七日,东久世通禧奉日本政府命,任外国事务挂总督驻在兵库,管理开港事务。同年五月二十七日,把兵库裁判所改组为兵库县,伊藤俊介任知事。同年九月县厅内设郡政局、市政局及外务局,由市政局管理神户市政。明治二十二年(1889),正式设立神户市

神户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日本的最大海港与铁路枢纽,在大阪、神户工业带居于重要地位。工业以食品、钢铁、机械、车船制造业最为突出,机械工业产品占进出口总值一半以上;其次为化学品、矿产品及轻工业产品。神户港集装箱货运量,近六年来一直连续居于世界首位,1979年进港货轮吨数近二亿吨,装卸货物近一亿五千万吨,其中四千一百吨是外国货运,主要是中国货运。

神户市全市面积五百四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三十六万人,其中老市区一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一十四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为六千八百六十九人。

近几年神户市为了扩大现代化港口建设和城市居住面积,进行了建造港湾人造岛的宏伟工程,共投资五千三百亿日元,削平了六甲山头,移动了八千万立方米的泥土,填海十米深,造成了一个南北2.1公里、东西3公里总面积约四百三十六公顷的人工岛。1981年3月在岛上举办了海上城市博览会,其中特辟一个中国馆,为该博览会中惟一的外国馆。中国特派了一个以天津市长胡启立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参加开幕式并进行观光访问。

二、神户华侨的滥觞与发展

(一)1867——1877年(即清同治六年至光绪三年,日本庆应三年至明治十年),这就是从神户开港到清朝在神户设理事府的时期。

1867年神户开港之初,即有原广东、浙江、福建籍的华侨十一人从长崎来此经营海货土产贸易,出口煎海鼠、鲍鱼、云州人参、大和芍药到上海,并从上海进口毛织物。他们中间最早的知名人士有开设复兴号的王敬斗、开设同孚泰号的郑雪涛和稍后开设合昌号的陈平济,这三位可以说是华侨的先驱者,开拓时期的代表人物。

1868年即明治元年,兵库、大阪开放外国人居留地,大兴土木。四、五月间华商来神户者颇多。那年十月,居住在神户的外国人共计470人,其中有华人240人;大阪亦有21人。七月间,县厅所张贴公告,准许外国人竞购永贷借地权,结果英国得十三区,美、葡各得四区,法、荷各得二区,共计二十五区,7,700余坪(1坪=3.305平方公尺)。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是无条约国,所以华人未能得到。

1869年十二月,兵库县外务局对居留的中国人授予籍牌。当时经商的及做厨师、佣仆、翻译的华侨,已达三百余人。

1870年,以神奈川、大阪、兵库的中国居留民为对象,颁布了《支那人取缔法》。在神户,县厅雇用了华人龚慎甫执行关于华人的事务。是年,县外务局贷与外国人墓地1,206坪(在小野浜,即神户税关前),另给中国人600坪,后扩充140坪(在宇治野村,即现在的生田区中山手通七丁目)。由于业务的发展,侨商复兴号在海岸通三丁目新筑洋房,并设立了福建公所。本年日本国内饥馑,粮食奇缺,曾通过侨商大批采购南京一带的大米,号称“南京米”,以济难关。

1871李鸿章和伊达宗城缔结了中日《天津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两国互派驻札公使。日本派柳原前光为驻清公使,常驻北京。中国成为有条约国,华侨在神户的居留往来从此条约化。当时华侨计四百余人。

1872年十一月,改组原有运上所为神户税关,归大藏省管辖。之后,进出口贸易即渐见发展,出口品有茶叶、木蜡、干货、铜等类,进口品有毛织物、棉布、砂糖、器械、药品、染料、石油等类,其中约十分之三是与中国往来的。当然许多交易都经中国侨商之手,特别是石油和煤气灯的输入,就是早期的华商带去的,当地居民深为称便,有“文化之灯”之称。

1873年,神户市对外贸易额已增达8,441,869日元。国内商业和市政建设亦有很大发展。当时神户各商社经营种类,包括银行、钱庄、茶叶、洋布、生丝、印刷、陆运、海运、旅馆、饭菜馆等业,还有报社二所,教会二所及医院、赛马场等,街衢井然,洋房连檐,灿然可观。有些商业及服务部门,都有华侨涉足其间。

是年,日本与清廷订立了通商条约。

1874年,成立居留地行事局,内设警察课,局长任用瑞典人,雇用华人六名。

1876年,来神户的华侨,在中日两国尚未缔约建交期间,不允许在居留地内居住,大都住在海岸通、荣町通一带。至是华人聚居的南京町(唐人街)已粗具规模,屋宇栉比,商货杂陈。是年,广东籍华侨成立广业公所,作为联谊集会的场所。

1877年,有福建人黄洪(通称阿银),从长崎来神户经营生猪进口,在南京町开设东兴号猪肉店,甚适合华人食物上的需要,生意颇为兴旺。其后数年,来自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的华侨组成三江公所。

(二)1878年—1894年(即清光绪四年至二十年,日本明治十一年至二十七年),从清廷设理事府到中日甲午之战。

中日缔交之后,中国方面延至1876年(光绪二年)才派何如璋为驻日公使,翌年派刘寿鉴为驻大阪、神户正理事官,余琪为驻长崎正理事官。1878年十月刘寿鉴蒞任视事,设理事府于神户市海岸通六丁目,这是中国在神户有外交机构之始。是年神户华侨人数已达457人,内计广东323人,三江84人,福建50人。至1880年,则增至516人。(当时大阪有115人,长崎有549人,横滨有2,172人。)

1882年左右,清朝理事馆迁至下山手通七丁目。

在这一时期内,来神户的华侨先辈有:1879年的梁惠元,1881年的麦少彭和1889年从长崎转来的吴锦堂(1885年从上海到长崎)。这三位可以说是华侨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又是创业奠基时期的主要人物。

是时,神户对清朝的贸易已愈见发展。1878年开始对华输出火柴,其他主要输出品有海产物、茶叶、樟脑、米、生铜、陶瓷器、针织品、钢铁、石油等。进口品则有砂糖、棉纱、棉布、绉绸、毛织品。1881年开始从中国进口棉花。

神户的工业也有了发展。1881年开设了燐寸制造工场清燧社,社主为泷川弁三。同时又设立了川崎造船所。经营货物装卸业者,有德国籍的丕·爱姆·倪开路,于1879年开始营业。其后有松记、栈桥会社、海荣舍、荷役会社、德村、大木等家,其雇用职工人数,倪开路200人,松记170人,栈桥100人,海荣舍80人。其中松记系华侨广东人梁鹤轩所经营。梁长于英语,体格雄伟,号称“大南京”。

至1888年,神户华侨人数已达832人,1890年更增到1,432人。

1890年神户施行市制。

1891年,清朝驻神户大阪理事洪遐昌蒞任后,即向两地华侨倡议创立华侨统一组织。1893年神户中华会馆建立于中山手通六丁目,同时,裁并福建、广东、三江三个公所,于会馆内设置神户商务总会,悉由神户华侨集资兴建,占地一千坪。

1894年八月一日,日本向中国宣战。十八日,清廷驻神户理事郑孝胥与驻日公使及驻横滨、函馆理事等乘法国邮船塞拉其号归国。神户华侨因两国战衅已开,企业难以持续,亦纷纷回国,当时残留者仅五百余人。

(三)1885年—1914年(即清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三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三年),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两国签订了《马关条约》。缔约之后,离日华侨陆续返回神户,重整旧业,日华贸易逐渐恢复。1897年后,大阪侨商鉴于大阪向海外通商之不便,相继迁移至神户营业,神户华侨人数大增。

此时,神户的工业与对外贸易也更加发展。1896年新设了日本毛织会社、日本樟脑会社。棉纱对华输出上升到输出总额的第一位。翌年全神户会社工厂数已增达323个,营业种类达到1,100余种。

1896年清朝驻神户理事府改称为正领事府,后于1899年又改称领事馆。

1899年,大阪商船又开辟了通往中国大连、营口(牛庄)、天津、烟台(芝罘)、汉口的直航路线,因有河北、山东商人东渡营商,神户与华北、华中的贸易也勃然兴隆起来。是年,神户华侨已增达1,600人。1901年增至1,767人。

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缔结了《朴茨茅斯条约》而告终。日本贸易除对华进出口更见兴旺外,向东南亚的发展亦甚迅速。因之,大阪、神户两地华侨商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神户的进口货有来自牛庄的大豆、豆饼及其它各地的棉花、大米,出口货则有海产物、火柴等,进口额比出口额为多,呈现入超。为了振兴中日两国间之商业,有不少侨商以投资或定货方式与日方所经营的轻工业密切合作。如郑雪涛的同孚泰号向大同燐寸会社订购火柴,以“中兴牌”、“中国牌”商标推销中国各地;吴锦堂的怡生号向东洋燐寸会社投资订制火柴,以“龙船牌”商标,通过在上海所设的义生洋行行销苏州、无锡一带。同孚泰与肥皂商福井商店挂钩,怡生号与蝙蝠伞商人川濑与三郎挂钩,向中国输出肥皂、洋伞。这样也都促进了各该项工业的发展。

当时,华侨经营的有代表性的商行,有裕贞祥、同孚泰、怡和、鼎泰、怡生、兴泰,还有同泰、广泰祥、联昌盛、李兴祥、成记、合昌、天华等商号。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则是华侨中有力人物如吴锦堂已开始转向工业企业的投资,他于1901年就从三井银行购入了钟渊纺绩株式会社股份四万股,入社担任常务董事(重役)。又于兵库县尼崎市创办了东亚水泥株式会社,自任社长,持有该会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股份,其余归日人认购,资本定额一百万日圆。所产“花鼓桶牌”水泥,品质优良,行销日本国内、中国与南洋各地,颇受欢迎。

1907年前后,从台湾到神户的贸易商,有庄玉坡(海货)、许绍春(米)、陈轮山(香蕉)、蔡蓝(帽子)等人。台湾香蕉的输入,始于1903年,1908年以后,大量输入。1907年,神户华侨计1,670人,以后逐年减少,至1911年约为1,000人。

1906年清朝驻神户领事长福以一万两建筑新厅舍于下山手通二丁目。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国领事馆改称中华民国领事馆。

神户华侨人数到1912年增至1,900人,1913年增为2,500人,1914年又增至2,900人。

(四)1915年—1931年(即民国四年至二十年,日本大正四年至昭和六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

1914年欧战爆发,英、法、德、俄等国无暇东顾,日本对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续有发展,至1918年,日本国民经济进入景气时期。在此后的两年中,从中国来神户的华侨为数甚众,从事理发、服装、菜馆、印刷、油漆粉刷各行业的人数也迅速地增多起来。神户华侨增达3,400人。

1922年(民国十一年),中国长江一带发生饥荒,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各省有不少人羡慕当时日本工资高,东渡作立足谋生之计,神户华侨人数激增至5,000人。此时华人聚居的南京町已形成为一个非常繁华热闹的国际色彩浓厚的地区,1926年曾在此举行了南京町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以示庆祝,并成立了南京町市场组合。

1925年(民国十四年)十月,驻神户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翌年在大阪设驻大阪办事处,以周钰为总领事,直至1930年三月卸职。

到1930年十二月底止,神户华侨人数已达到1,585户,6,780人,可以说是神户华侨史上的鼎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神户华侨开设的商店,除外贸性的商行外,主要有以下几十家:

杂货店:万源号、源生号、万利号、新合号、泰和号、瑞和号、茂昌、徐老志、广怡生(以上系广东人经营),灵记、成记、李光记、厚生号(以上系宁波人经营)。

饮食店:东兴、品芳楼、安记、第一楼、大东楼、博爱酒家、堂记、万华楼。

猪肉店:黄光记、公生号、黄昌号、吴松记、志鹏、安记、广珍、东兴号。

水果店:美华轩。

药店:济和堂、广同仁、得生堂、保生堂、万家春、裕安堂、绮文楼、贫臣药房、万生堂、万安堂。

洋服店:永大成。

质押店:成昌、广大号。

钱庄(两替店):巨康、林孚泰、德泰庄、余兴号、大益、慎记、裕新、东亚、生记号、源大庄、远兴庄、神户、源益、同义丰。

由于两三代人的开拓经营,神户华侨的事业根深叶茂,扎实兴旺,已成为神户市社会经济有机构成中的重要成分。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神户华侨不仅表现了爱祖国、重集体、团结互助、善邻友好的可贵品德,也充分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与才能。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分析加以说明:

一、华侨企业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金融资本转化。如东亚水泥会社的创办,各大小两替店的开设,已见前述。

二、华侨职业的行业种类的扩大。除原有各种的经理人员、店员、工徒之外,还有厨工、佣工、理发、洋服、油漆粉刷、印刷、装卸、木匠、修鞋等多项工人,以及银行行员、教员及医师、助产士、新闻记者等自由职业者。其中不乏具有特殊专长,能在当时打开一定局面的从业人员,如杨官胜于1921年到神户,开设万华楼菜馆,使用厨工约二十人,供应中菜和西菜,神户俱乐部、德意志俱乐部、万国病院、日德病院的厨工,都由万华楼统一调配。

三、华侨从业的范围扩展到外商经营的企业,在神户外国系的银行、轮船会社充任买办。明治初年,这些银行、会社雇用的买办,都是他们本国人,到昭和初期才雇用精通英语的中国人。买办享受月俸和做贸易时应得的手续费,但需先缴付一万至十万圆的保证金与填写保证人的保证书,保证金可得到五分的年息。银行的买办对信用放款、货汇款的折扣等可得到八分之一的手续费。当时的华侨买办多为广东人,知名的人士有杨寿彭(英国红毛轮船公司)、郑道亨(和兰银行)、梁惠之(兰印商业银行)等。各银行都雇用不少中国人作行员。

四、华侨商会组织与同业组合的相继建立。1918年将原来的神户华侨总会改组为神户中华总商会,以适应华侨商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各行业从业人数的发展,为了增进同业人员的联系与福利,各省帮的不同行业的同业组织也于二十年代初期相继成立了起来。如1922年成立的,有西装业和厨师;1925年成立的,有理发业、油漆粉刷业、厨工、佣工、装卸工。这也可作为神户华侨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神户华侨大批回国,至十二月底止,留下来的人数已减至905户,3,968人,比上年同期陡降户数43%,人数42%。华侨业务也颇受影响。

(五)1932年—1945年(即民国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日本昭和七年至二十年),从日本侵华战争到日本投降。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战争影响,神户华侨人数继续减少,至1932年底止,减至764户,3,318人。1933年略有回升,达905户,3,809人。神户华侨为了向南洋一带开拓出路,各公司联合组织了神户华侨南洋输出协会,设事务所于海岸通二丁目,会员共有三十二人,推东南公司的陈澍彬和华东公司的许慕唐分别担任理事长与常务理事。神户华商通过协力擘划经营,1934年,神户华商出口金额达70,000,000日圆;1935年达75,000,000日圆;1936年同上年;但至1937年降至19,156,242日圆,1938年为18,999,570日圆。

至1936年,神户华侨人数又增加到5,144人。

1937年七月,日本侵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进行全面抗战,受此民族战争影响,神户华侨人数再次骤减,仅余2,852人,同一时期的大阪,仅余864人,为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数。华商出口贸易额也随之骤趋萎缩。

1938年一月,中国驻神户总领事王守善闭馆回国。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实行战时经济统制,加强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使神户华侨的营业乃至生计遭受严重的冲击。华侨人数由上年的4,500人,减少到3,600人。翌年为4,088人。但据当年十一月底兵库县厅调查统计,其中有职业者仅有1,987人,无职业者多达1,956人,占总数的47,8%,即将近半数的人处于失业之中。1943年,华侨总人数再减至3,856人。

在这一时期内,神户华侨经营的商社有507家,太平洋战争后,仅余104家。侨民的职业分布,据兵库县厅昭和十七年十一月底调查,当时在业的1,987人中,计有店员301人,菜馆业276人(其中厨工259人),理发业187人(其中理发工人145人),洋服业171人(其中洋服工人142人),油漆粉刷业77人(其中涂刷工人65人),印刷业68人(其中印刷工人65人),贸易商57人,绸布行商33人,会社员20人,银行员2人,海务员16人,海产商6人,油菜籽商3人,猪肉商18人,事务员10人,官吏9人,学生63人,生徒581人,女佣51人,教员23人,药商3人,修鞋、古玩商、日佣各2人,杂货商、医师、木匠、书店、猪鳗商、新闻记者、产婆、艺人、汇款代办各1人。这虽是低潮中的数字,但也可窥见其一斑。

1942年六月,华侨贸易商为了维持并开展进出口业务的局面,成立了一个兴亚贸易株式会社,入社股东二十人,资金二十万日圆,由何灼筵任社长。同年十月,又由潘根元、吴振东发起,另组一个东亚贸易株式会社,资金二十万圆。

1945年六月五日,神户市遭到美机轰炸,全市区被炸毁了十分之八,华侨的住所、店铺与中华会馆等公共建筑物也受波及,遭到很大损坏。

(六)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日本昭和二十一年)以后。

1946年十二月底,神户华侨人数由于新加入了归回祖国版图的台湾省籍的那部分侨民,总计为6,818人。当时大阪华侨计4,578人。

到1947年,战后的混乱状态已开始恢复稳定,华侨的营业和职业渐见正常化。由于神户与香港、台湾、东南亚的贸易往来的发展,华商贸易也逐渐兴旺起来。为了供给商业资金,在荣町通二丁目设立了信用组合华侨福利合作社。当时拥有五百万日圆以上的资产者共有三十五名,而台湾省人竟占二十五名。

1951年,神户华侨总会重新登记华侨,总计为2,360户,7,500人。翌年一月底又略有增加,为7,601人,其中大陆出身者4,255人,台湾出身者3,346人。

1952年四月,日本仍成为独立国,但经受战争严重创伤,社会元气一时还不易全部恢复,而此时我们的新中国却已胜利地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以跃进的步伐蓬勃发展。因之,神户华侨有不少人申请回国。从1953年起,几年之中不断有人归国,其人数:1953年第一批60人,第二批206人,第三批234人;1956年10人;1957年17人;1958年541人。

到1963年,神户华侨人数6,440人,其中大陆出身者2,573人,台湾出身者3,867人。1966年四月底兵库县包括神户华侨人数9,143人,大阪府6,575人。当时在日华侨总数为49,314人,兵库、大阪华侨合计数占在日华侨总数的31%。1970年一月底神户华侨9,421人,大阪华侨为6,812人。1972年六月,据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的调查,兵库县包括神户市的华侨总数为9,767人,仅次于朝鲜,在各国侨民中占第二位。(当时朝鲜人65,541人,其他外国人4,742人。)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两国民间友好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大力促进与支持,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72年九月的中日建交,更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揭开了划时代的篇章。所以近二十年来,神户华侨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在开展国际贸易,繁荣地方经济,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各方面都做出很大贡献,这已不属于本篇的范围,在这里就不详细叙及了。

三、神户华侨社会的人物、团体和公共事业

(一)人物

(1)吴锦堂

说起神户华侨人物,首先应该提到而且大书特书的,那就是吴锦堂先生。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德仁于1972年二月十日出刊的《神户中华总商会报》上发表的《华侨巨人吴锦堂(1855—1926)》一文中有云:“照耀着神户华侨史的大人物,经常为神户华侨们所提名赞扬的人,是浙江省慈溪县出身的吴锦堂。他这样的大人物,自有日本华侨史以来,不能另外见到其他人。他不但在日本财界著名,作为慈善的实业家,对于日本社会,对于祖国社会,都有了大的贡献。”“……他在生前,尽力于各种社会事业,不可胜计。据我所知,他投于社会事业的金钱,不少于当时日本货币百万圆,就现在日本货币价值而论,约计数十亿圆之巨。”证之以此公的生平事绩,陈氏所言,确非溢美之辞。

吴锦堂,1855年(咸丰五年)十月初五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东山头蒋家村,贫农出身。二十八岁时赴上海,入红庙旁萃丰油烛店帮佣。三十一岁时(1885年),得店主与友人之助,集资千元,东渡至日本长崎坐庄,经营进出口贸易,从此地将洋烛、洋伞、洋袜、洋皂运往上海,而从上海运入土特产到神户。由于重视商业信用,营业甚为发达,阅六、七年,积资十余万元。

1889年吴锦堂三十五岁时,鉴于神户位于日本内地,为濑户内海重要商港,工商业大有发展前途,乃由长崎转来神户,设怡生号于海岸通,未几迁至下山手通,继续扩大经营中日贸易,主要是出口火柴、水泥到上海,而从上海进口皮棉至神户。火柴系向东洋燐寸株式会社定制,设义生洋行于上海,负责推销。大约在1897年左右,在兵库县尼崎市北初岛町自设东亚水泥株式会社,出品优良,不仅输往中国,而且畅销日本国内与南洋。(吴先生逝世后,其子启藩无意继续经营,乃让售于浅野水泥株式会社。)1901年吴锦堂从三井银行购入钟渊纺绩株式会社的股份四万股,入社担任常务董事(重役)。由于对所营工商业务精心筹划,善于掌握市场行情,改善经营管理,获利甚丰。迄1914年左右,已积财达数百万圆,成为神户、大阪有名的巨商。

吴锦堂急公尚义,乐善好施,为神户华侨所钦仰,被公推为中华会馆理事长,董其事达六年之久。吴锦堂不仅对华侨的公共福利事业多有建树,而且对日本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也作出不小的贡献,每当日本遭遇凶作之年,则尽力捐输赈济。因此,他曾受到过日本天皇三赐银杯的褒奖。在神户,神田区农民为他树立“吴锦堂显彰碑”,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神户市的“吴锦堂村”。

吴锦堂虽早在1904年五十岁时加入日籍,但对祖国则眷眷萦怀,热爱有加。平夙持躬接物,不忘根本,饮食起居,举止情趣,仍多存中国风貌。身居海外,而关心祖国隆替兴革,与国内志士名流多有往还。对梓里父老子弟更是十分亲切关怀,举凡赈济灾难、兴修水利、振兴农桑、兴办学校之事,无不慷慨解囊,热心赞助。神户市虽设有华侨墓地,但吴锦堂则长怀落叶归根之意,早在健在之年,即预营寿墓于慈溪白洋湖畔,并曾自撰墓联曰:“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1926年一月十四日(旧历十二月初一),吴锦堂溘然长逝于神户养和山庄,享年七十有二。1930年六月,家属遵其遗愿,运灵柩回国,葬于慈溪白洋湖畔。当时曾假慈北鸣鹤场金仙寺举行追悼会,远近人们前来参加丧仪者,络绎于途,达二千余人。吴锦堂的一生,至死也没有忘记祖国,而慈北的人民在他去世后也没有忘怀过他。多年来慈北流行的民谣,正说明这一点:“中国生,中国养,中国流落到东洋,东洋回来到白洋。白洋渡口一座坟,道士宫前树铜人。”(慈北父老子弟为纪念吴锦堂,曾铸一铜像于崇寿宫,“文化大革命”中被拆去。)

(2)其他侨商知名人物

郑雪涛。广东省中山县谷都平岚乡人,神户华侨界第一代的开拓者,为广东帮的总管。他出身地主家庭,兄弟二人,居长。婚后赴香港与同乡人叶某、潘某共设同孚泰,专营海产物贸易。1869年前后到神户开设同孚泰号,输出日本海产物至香港,而进口大米、杂粮到日本。未几,被推为广东居留民团总督。1873,与福建、宁波帮华侨代表向兵库县申请让受墓地160坪。1874年,被兵库县裁判所招聘,担任翻译员。1892年,发起成立神阪中华会馆。同孚泰后因竞争者多,营业衰退,乃迁移香港。

郑雪涛曾娶日妻。其长男祝三,在1912年前后曾担任神户华侨总商会会长,长于诗文。

麦少彭。1861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广东南海县西樵大瀛。乃父麦梅生早年抵长崎,经营海产物的进出口业务。神户、大阪开港后,开设怡和洋行。麦少彭二十岁(1880年)时,随父东渡学习贸易。他是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的支持者。1900年,梁启超亡命来神户,住于麦少彭的鹰取别庄,曾协助他创办同文学校,并由麦担任学校的总理。1906年左右,因投机买卖钟渊纺绩株式会社股票,受跌价影响而失败,乃转去新加坡。

杨寿彭。广东省顺德县人。中日甲午战争后,随乃父从广东抵神户。当时乃父任横滨P.O.轮船会社支店买办。未几,其父去世,得接替任买办。平素对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事业,积极从旁加以支援,曾努力于三民主义的普及,帮助国民党神户支部扩大党务。

陈德仁。广东省南海县人。乃父陈达文,于1903年抵神户经商。德仁诞生于神户,曾任大阪外语大学中国语讲师,大阪每日新闻社职员,现任协成泰贸易株式会社社长,并被推举为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他致力于神户华侨史料的收集,已达二十年。1979年,在他的倡议之下,创立了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自任馆长。又与陈东华发起组成了华侨史研究会,研究长崎、京都、大阪、神户、横滨各地华侨历史,搜集明治、大正年代有关华侨史料,加以整理、分析及汇编,进行陈列展览。他们的工作开海外华侨文史资料研究的先河,承前启后,意义深远,很受到各方人士的欢迎与支持。

在前辈的神户华侨知名人物中,还有王敬斗、陈平济、张德澄、王明玉、凌广田、马聘三、梁惠之等人。

(3)从明治末年到大正、昭和年间神户有力的贸易商

和买办

贸易商:

陈澍彬(东南公司)潘植我(得人和号)

任傅伯(万利公司)何世錩(德和号)

何灼筵(东盛泰)李景玙(建和隆)

王敬标(致和公司)陈清机(建东号)

黄敬勋(裕贞祥)张少泉(仁和号)

刘砺生(砺兴公司)李金泰(东源号,大阪川口)

买办:

王重山(横滨正金银行)李晖亭(台湾银行)

鲍翼君(横滨正金银行)蓝拔群(香港上海银行)

曾茀臣(喳咑银行)梁惠之(兰印商业银行)

郑道享(和兰银行)郑咫颜(德亚银行)

杨楚雄(万国宝通银行)陈观庆(渣华日本轮船公司)

李应昌(太古轮船公司)杨寿彭(英国红毛轮船公司)

蔡景堂(极定买在宋轮船会社)

(4)历任中国驻神户领事

刘寿鉴 徐广坤 廖锡恩 马相伯

黎汝谦 徐承礼 蹇念咸 洪遐昌

郑孝胥 哈恩德 世祯 谭祖纶

欧阳述 郑振清 蔡薰 黄以霖

吴仲贤 长福 王万年 张鸿

(以上清光绪年间)

王守善 许同范(以上清宣统年间)

嵇镜 蒋道南 柯鸿烈 李家驷

周钰 江华本 王守善 孙理甫

范汉生 刘增华(以下驻大阪)

石潮白 黄克伦 陈衡力 孙秉乾

吴玉良 张庸夫(以上民国年间)

(二)团体

(1)神户中华会馆

此馆创设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系由当时的清廷驻日公使李经芳、驻神户大阪理事洪遐昌发起创建。李捐一千圆,洪捐五百圆,向当地华侨及横滨、长崎、函馆华侨募捐,总共醵资二万六千余圆。推选郑伯年、朱鉴、蓝万高、黄宗佑为建设委员,费时一年余竣工。

馆址设于神户市生田区中山手通六丁目302号,占地面积一千坪,北接諏访山,南向神户港,建筑结构全属中国风格,日本人俗称南京俱乐部。馆内设有中堂、事务室、关帝殿、协天宫、天后宫、厨房和花园。匾额楹联布置甚多,有端方、戴鸿慈(钦差出使各国大臣)、李鸿章、李经芳、达寿(出使日本国考察宪政大臣)、郑孝胥(驻神户领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亲笔题字。李鸿章题的是“海外有谧”横匾及“满室古香人有会,当阶晴阴月初中”屏条、“中外共车书,犹闻周代礼存,孔庭乐在;春秋良讌会,正值尧时日出,洛邑风同”楹联;戴鸿慈题有“沧海留欢”匾额;达寿题有“四海永清”匾额;郑孝胥题有“神山修典祀,海客拜扬灵”楹联;李经芳题有“忆赤县,统皇图,天下为家,到此更徵中国;亲东邻,占乐土,太平无事,从今长保亚洲”楹联。

会馆设理事会,掌握有关华侨的一切公共事宜,为交流并统一华侨意志与行动的集会交际中心。吴锦堂曾任理事长六年,贡献很大,其后任有杜贯之等。

1945年,会馆遭受空袭炸毁,变为废墟。直到1969年九月,才在生田区下手通二丁目原中华青年会木造房屋的旧址,重建新的馆址。1977年大厅一部又不幸突遭火灾,后经修造,花费了八千万日圆,均系侨胞捐款。神户华侨见义勇为的集体观念于此可见。

近年来该会馆的理事长为卢德财。

(2)商事机构

神户华侨总商会。其前身为神户中华商务总会,1892年与中华会馆同时成立,设于会馆内。迄1918年,才改称神户中华总商会。根据当时所订的《规则》载明:“本会根据中华民国商会法,解散既存的在神户华侨商事机关广业、三江、福建三公所,使成为神户居留华侨唯一的商业上的连络统制机关。”(第一章第二条)“本会以期望关于振兴发展华侨贸易,增进会员相互的公共福利和办理慈善事业为目的。”(同章第四条)该会初任的会长为郑祝三。

1945年美机轰炸,神户中华总商会与会馆房屋同归于尽。后来曾一度成立神户华侨总会,设于生田区荣町通二丁目。1966年,由兵库县重新批准神户中华总商会的设立,参加的会员有八十六个会社、商号,现会长为陈德仁。1979年,由会员醵金六亿日圆兴建大厦,于海岸通三丁目33番地新盖起十层大楼,已于是年十月落成。

福建公所。早期神户华侨福建帮的商事组织,创立于1870年,初设于海岸通三丁目一番地王敬斗的复兴号新建洋房内。1903年迁至北长狭通五丁目五番地新建洋房。翌年得到兵库县厅批准为社团法人。中华总商会成立后解散,但仍为同乡人集会之所。

广业公所。广东帮华侨的早期的商事组织,1876年成立。先设于海岸通四丁目九番地,1899年时迁至海岸通二丁目21番地,1905年又迁至海岸通三丁目33番地。1904年被兵库县厅批准为社团法人。总商会成立后解散。

三江公所。为早期居留神户的江苏、浙江、江西三个省籍的华侨所组成。创立于1877年左右,所址在北长狭通五丁目。1909年兵库县批准为社团法人,1901年变更组织,成立三江商业会议所,1918年解散。

福建商业会议所。1904年由福建公所改组而成。

三江商业会议所。1910年由三江公所改组而成。

商话别所。1909年由神户部分华侨富商组成。

(3)同业组织

神户华侨洋服组合。1922年成立,参加者为上海、宁波籍裁缝。

神户华厨联义会。1922年成立,参加者为广东籍厨师。

神户华侨理发业组合。1925年成立,参加者大都为扬州籍理发师。

神户华侨涂装同业组合。1925年成立,参加者为广东宝安籍涂装工人。

神户华侨同志会。1925年成立,参加者为上海、宁波籍厨工与佣工。

神户华侨海务联合俱乐部。1925年成立,参加者为广东籍码头装卸职工。

神户华侨皖江联盟会。1927年成立,参加者为安徽、江苏籍厨师。

(4)社会团体

神户中华慈善会。慈善团体,1909年创设。

神户中华尚志社。宗教性团体,1918年由基督教徒及学习英语者组成。

神户中华青年会。青年组织,1947年成立。

神户中华俱乐部。联谊组织,早于战前就已成立,抗日战争后停止活动。到1953年又在生田区中山手通二丁目恢复活动。

神户华侨联谊会。联谊组织,1957年成立,设于中华会馆内。

(5)学术单位

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1979年由陈德仁发起成立,自任馆长,陈根霖为副馆长,设于神户中华总商会大厦二楼。已收集到神户华侨先辈及与华侨界有深厚交谊的日本友好人士的略历、遗照、遗物约二百件,准备陈列展览。

神户华侨史研究会。成立的时期与华侨历史博物馆差不多,也是陈德仁发起组成的。参加主持这一工作的还有祖居日本四代、对华侨史料深有研究的陈东华。研究的范围涉及到长崎、京都、横滨等地,正准备编写比较全面的日本华侨史。

华侨问题研究所。这是一位日本友好人士鸿山俊雄于1966年在神户设立的,所址在生田区本通五丁目。鸿山先生曾留学北京,游历过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及东南亚各地与美、英各国。著有《神户和在留中国人》等书,现在继续搜集研究日本各地华侨的历史资料。

(三)公共事业

(1)学校

神户同文学校。1900年神户华侨巨商麦少彭在亡命来日的梁启超协助之下所创立,校址在中山手通三丁目24番地,校名匾额“同文学校”四字系日本前首相、被刺身死的犬养毅所手书。麦少彭自任理事长。1903年第一届毕业生结业。历任校长为堀百千、汤觉顿、张寿波、陈简权、李万之、吴功补等。吴锦堂自1905年起任副理事长,直至晚年。教员中有杜荪伯,秀才出身,并长于医术,为华侨和日人治病,效验卓著。1917年回国后仍行医,为当时广东四大名医之一。该校于1945年毁于美机轰炸。

神户华强学校。1914年为神户广东华侨巨商郑道亨、梁惠之、黄礼初所创办。校址在中山手通二丁目。教学采用广东话。

神户中华学校。1919年创立,校址在北长狭通五丁目,教学采用北京话。

神户中华公学。1928年合并华强学校、中华学校而成,校址在中山手通二丁目。1939年又与同文学校合并,改名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终战以后,因校舍为墟,暂在神户市立大开小学校上课。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1960年在生田区中山手通五丁目神户中华会馆遗址,投资一亿一千万日圆重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2)文物古迹

关帝庙。神户的关帝庙,俗称南京寺。到1945年被战祸烧毁时为止,已历时二百数十年。它原是大阪府的一所废寺——慈眼山长乐寺。1888年四月搬至神户市内中山手通七丁目53之1,建为关帝庙。首代住持是晓岩明,题了匾额“长乐寺”。1888年由中国来日旅居的名书法家卫铸生写了“关帝庙”匾额。

此庙属天台宗。每年旧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都要举行盂兰盆会,成为神户市著名的中国风俗。

1945年被焚毁后的当年秋天,由台湾省人翁沛翰等五人发起重建此庙。现任住持为第十四代,法名释光师,本名汤钦明,山东曲阜人。1931年留学日本,大正大学毕业。原在信州菩光寺修行,被邀来神户任住持。

移情阁。在舞子松海别庄(吴锦堂别庄)东侧,1916年五月筑成,俗称八角亭。阁内壁上悬有《移情阁序》,系宁波杨枕溪作,余姚胡感和书。此阁南临濑户内海,北接国道与舞子公园。公园东通垂水、须磨,西达明石。栽有黑松,树龄在百年以上,为日本著名的海滨风景区。吴锦堂当年曾于此接待孙中山先生的莅临,因而富有纪念意义。阁内藏有孙中山先生演讲词《大亚细亚主义》原稿和照片,成为神户华侨珍贵的文物古迹。移情阁内还有慈溪诸章达、童春于1918年七月的题诗,诸诗为“披图杰阁与云齐,巍峙东瀛莫可跻,窗拓八方来眼底,檐飞百尺经天倪。夜深月黑鱼龙静,春暖风高燕雀低,海上蓬莱仙境界,童颜鹤发足幽棲。”童诗为:“天风吹浪海水苍,气象万千罗一望,后有轮舟前铁路,左排琴席右书床,菊栽满径秋舒艳,松解健人夏送凉,传得成连佳话遍,蓬莱以外此仙乡。”

1967年春,神户中华青年会因移情阁年久失修,又曾遭台风破坏,乃发起重新修理,向各地华侨募捐三千万日圆,推选林同春、陈德仁等建设委员十五人,主持其事,于八月完工。

(3)墓地(中华义庄)

中华义庄最初为1873年六月由华侨代表宁波总管张德澄、广东总管郑雪涛、福建总管王敬斗等出面,向兵库县厅申请让受的。此地原系1870年六月间由兵库县批准贷予华侨的,至是则经过纳付地价,已取得永贷借地的权利,每年缴纳地租六十两及租税若干。墓地在宇治野村,占地六百坪,即现在的生田区中山手通七丁目。是年五月,又从村民购入一百四十坪。1887年在墓地西侧又购进1,627坪。

以后,经过大正进入昭和时代,神户市发展迅速,昔日村庄变为市街中枢,住宅店铺却绕在墓地周围。新的都市计划,要求迁移墓地至他处。于是,管理墓地的中华会馆只好出卖墓地,而另在市内长田区泷谷町买入新墓地8,424坪,从1940年五月开工建设,至翌年二月竣工。新墓地内设福神堂(祭堂)、崇祖堂(安置棺柩)功德堂(安置骨灰)及事务所。

四、神户华侨对祖国的贡献

(1)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关怀与支持

神户华侨身居东瀛,关怀祖国,对祖国的富强昌盛寄予深切的期望,因而对中国国内追求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各项政治活动与政治力量,都表示关注与支持。如早年的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的君主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都曾到过神户,并得到华侨巨子麦少彭的接待与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也先后在神户开展过活动。孙中山先生于1898年曾到神户吸收华侨加入兴中会;同盟会曾于1911年由吴锦堂借与神户下山手通三丁目住宅一部分作办公据点,并得到他的解囊捐助。1913年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神户支部,由侨商杨寿彭积极协助其扩大党务,开展三民主义的宣传活动。

同盟会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于1914年七月八日,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先生曾几次莅临神户,均受到神户华侨的热烈欢迎,其场面的壮观与隆重,充分反映出神户华侨对祖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拥护与支持。

1913年三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到达神户,神户华侨事先就筹备好盛大欢迎,公推吴锦堂为欢迎会会长,杨秀轩、王敬斗为副会长。有华侨307人捐助会费1,319日圆,决定以中国菜招待,指定远东旅馆为寓所,并请日方派警察十人担任警卫。是日,在神户中华会馆举行欢迎会,由马聘三致开会辞,吴锦堂朗读祝辞。中山先生致答辞,学生们唱欢迎歌。继以茶话会,由王敬斗朗读欢迎辞。散会后陪赴国民党支部休息。是晚在会馆举行欢迎宴会,设宴三十八桌。十四日午前参观同文学校,午后往舞子松海别庄摄影留念,当晚出席神户商业会议所召开的晚餐会。

1915年冬,孙中山、宋庆龄新婚旅行到神户,在兵库县有马温泉小住,受到许多华侨前来祝贺,并叙餐。

1924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先生又一次来神户,乘上海丸到埠,欢迎者近千余人。中国驻神户领事馆、神户商业会议所、日华实业协会及神户华侨同仁发起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于远东旅馆举行,来宾有孙夫人宋庆龄、李烈钧、戴天仇、耿鹤笙、俞应楚、黄昌毅、井上谦吉、萱野长知、山田纯三郎、菊池良一、宫琦龙介、宫琦震一、岛田经一等人,颇极一时之盛。

(2)对祖国在困难时期的捐款援助

神户华侨对祖国的关怀与援助,还表现在中国政府与人民遭遇困难时的慷慨解囊相助。这一点,也是以吴锦堂做得最为突出。

1900年,遭受八国联军之役,京津一带生灵涂炭,长江流域又洪水为灾,吴锦堂雪中送炭,向清廷捐银二万两,又捐水灾救济金一万两。1911年,吴锦堂又为救济祖国水灾捐助三万八千余日圆,并捐助中国红十字会三万二千日圆。为此,清廷特颁赐四品京堂候补衔,以示奖励。

吴锦堂对梓里乡人尤为关注,每闻慈北一遇年荒,即办赈施米,加惠贫民。1912年,海啸为灾,棉稻无收成,特捐款二万八千圆。1915年曾有锦堂学校教员童春述其事云:“今秋多雨少晴,农田欠收,慈余北乡,常吃大户。东山一带以吴公赈济著名,故不见哀鸿。”是年,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曾颁以“惠敷桑梓”奖匾。1916年秋淫雨为灾,棉稻欠收,吴锦堂捐款五千圆,以惠灾黎。

(3)对祖国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兴办与支助

神户华侨对祖国、特别是对故里的农田水利、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至为关怀,肯予热情支助。吴锦堂所做的业绩,更值得提及。

1905年吴锦堂归国扫墓,看到当地农田水利失修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症结,乃决定捐出巨款,修治鸣鹤场杜湖、白洋湖,开浚慈北河渠,修建四浦堤闸桥梁。兴办起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灌溉配套工程。1909年他再度回乡探亲时,还亲自沐风栉雨,到工地监修,使工程如期完成。此项水利工程,受益稻田达十万亩,受益棉田约五十万亩,保证了年年稳产丰收。吴氏为此先后共捐助了七万余圆。

1907年,吴锦堂捐助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办学校用费三千圆。1909年为了培育慈溪、余姚两邑子弟,于故里东山头创立锦堂小学校,为购入土地、建筑校舍、设备器具等共捐助二十二万圆。校舍连附属房间共一百四十三间半,室内操场六间,操场4,330平方尺,农场31亩7分,桑田45亩。小学规模之宏伟,国内罕见。1911年,为振兴农蚕,培养专才,又创设锦堂农业中学堂,惜受时局影响,学生闹学潮,校主闻讯灰心,以致中途停办,但仍续办两等小学。直至1930年秋,始由其子启藩将锦堂学校全部校产捐赠浙江省教育厅。1931年由省教育厅改组为浙江省锦堂乡村师范学校,现在改为浙江省慈溪师范学校。

五、神户华侨积极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活动

神户华侨与东道国水乳谊亲,对祖国又桑梓情重,因之,对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与支持的作用。

(1)对来神户访问的中国要人名流的接待

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有不少上层社会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来访神户。他们有的是革命家、政治家,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下野的军阀官僚,有的是社会名流;有的是专程观光访问,有的是顺路走亲访友,有的是望门投止,暂作寓公。对这些来访者,由于他们都是来自祖国,华侨界大都给以应予的便利与接待,以尽亲缘地主之谊。这样,同时也就对中日两国人士的相互交往,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891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北洋舰队经长崎驶神户,系由丁汝昌率领,共五舰,乘员二千余人。七月一日丁汝昌登陆,出席华商同孚泰、天泰、德新、鲍锡等家发起的欢迎会。四日驶横滨,十九日再来神户入港。二十日,兵库县知事访问丁汝昌于远东旅馆,并受到中国公使李经芳招待,二十四日舰队出港回国。

1899年,康有为、梁启超先后来神户,侨商麦少彭等接待留住。曾应邀在中华会馆演讲,并与日本人士鸿山理三郎等往还,康、梁均有赠诗致函。

1907年十月十七日清朝贝子溥伦,以清国答礼使节名义,从天津出发赴日,日本政府享以国宾待遇。十月二十六日,神户华侨身穿马褂在中华会馆举行欢迎会,到来宾七十四人,会员六十六人。十一月十二日,专使一行任务完毕离东京,十四日乘筑前丸回上海转北京。

1909年,清廷大丧,各国使节来祭,为了表示答谢,特派贝子载振为赴日答礼特使。载振从天津乘海琛军舰到马关,经神户转往东京。二十五日重返神户,翌日乘新铭轮回天津。当海琛舰十二日抵神户时,当地华侨代表曾到舰上拜谒舰长汤廷光(广东花县人),并致辞欢迎。十四日夜,在中华会馆招待全舰将校士官,以慰问航海之劳。到场来宾十八人,会员四十五人,由神户、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总理郑瑞图、丛良弼联合致欢迎辞。辞曰:“商等得见中国海军发现于日本海,窃幸有以耀国威而重巨典,为之舞蹈恭迎,表明爱国之忱,礼也。窃以列强争竞,首以海军为命脉,侨寓商民尤以得见本国海军为光荣,而保护方蒙其实济。今朝廷有扩兴海军之议,凡在商民,无不翘首跂踵,幸观厥成。自今以往,行见中国海军密布于东西洋,与列强并驾齐驱,即以此次海军发现于日本海为嚆矢可也。谨为之三祝曰:中国海军万岁!海琛军舰万岁!”

1924年孙中山先生抵神户,神户华侨除举行盛大欢迎外,还协助孙先生在兵库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作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由戴云仇口译为日语,向在场听讲的华侨和日本人宣传亚洲诸国以中日两国为中心团结起来,以推翻西欧霸权的要义。是项讲稿展示于舞子移情阁。孙夫人宋庆龄也对公众举行过一次讲演题为《妇女解放运动》。二十五日孙先生还与头山满恳谈,头山满建议为了统一民国,要培养国民党势力。

(2)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促进

神户华侨与日本人民长期共同生活在这同一块土地上,交往密切,水乳交融。对中日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所起的作用甚大。他们在这一事业上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1879年有中国书法家卫铸生来神户鬻字,华侨求书写者甚多,并曾为关帝庙等处题匾和书写《日本神户中华义园记》。卫深得华侨之助,在神户逗留十年之久。

康有为、梁启超流寓神户市须磨麦少彭别墅期间,与日本友好人士鸿山理三郎时相往还,并有所题赠。康为鸿山书匾额:“落月风荷奈此湖,松寒柳淡晓城乌,故山夜夜桃花水,春病诗疏进酒无。”梁为撰联:“揽方壶员峤之奇,海气百重,此间自辟神仙府;踵舜水梨洲而至,齐烟九点,终古无忘父母邦。”并书一条幅:“玉宇沉沉夜向阑,跨空飞阁倚高寒。一壶清露出云表,聊为幽人洗肺肝。”

1914年,有杭州西湖小万柳堂主人廉南湖与夫人吴芝瑛来神户,在山本通开设扇面馆,展售扇面,并刊行《扇面萃珍》的画集。

1919年,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一行来神户演出,得到华侨界的热烈欢迎与赞助。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作为出席第六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去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开会的途中,于1936年七月十六日路经神户,曾晤鸿山理三郎,为题白话诗:“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留为纪念。

(3)对新中国人民使节的欢迎与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日人民、中日友好人士与民间友好团体的大力促进下,新中国的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社会救济各方面的代表团相继来日本访问,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为中日两国正式建立邦交铺平道路。神户华侨对此表现了热情欢迎与支持。

1953年十二月六日,中国经济视察团来神户访问。他们访问了县知事、市长之后,参观了神户制钢所及川崎车辆、小泉制麻、皮法敏制药等工厂,并受到县市商工会议所的欢迎,出席了晚餐会。

1954年,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带领下,来大阪、神户访问,出席了生田区下山手通五丁目纤维会馆的欢迎会,对华侨作了讲演,希望华侨成为日中友好的桥梁。

1956年五月十六日,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一行八十六人,在团长梅兰芳及副团长孙平化率领下来神户演出。在舞子旅馆接受了阪本知事的欢迎,出席午餐会,然后参观移情阁。又在神户新闻会馆受到日中关系诸团体联合会的欢迎。梅兰芳曾为日本友好人士鸿山俊雄书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条幅留念。

1957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团长李德全一行十人抵达神户,参加在关帝庙举行的中国人殉难者佛事会。这次代表团来日,是对于送还在日中国人遗骨表示感谢。

1964年六月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货船燎原号(7,383吨),经东京驶至神户,船长徐建新访问市长、港长,船员游览市内,受到日方欢迎。

1972年七月廿七日,上海舞剧团在神户国际会馆公演《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受到华侨及日本观众的热烈欢迎。

(4)纪念和宣传中国革命先驱

神户是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生前蒞临寄寓以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据说当年由于孙先生曾住过中山手通,因以“中山”别号行世。由于孙中山先生多次蒞历神户,神户华侨对孙先生有非常深刻之印象。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为了寄托对祖国向往与热爱之情,更加缅怀革命先驱,对孙先生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

1966年为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留日华侨为举行纪念活动,特先组成筹备委员会,推举东京华侨总会长甘文芳为主任委员,会同神户华侨联谊会,共同筹备进行。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于神户国际会馆隆重举行,到会者有旅日华侨和日本人共约一千九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当时除纪念演讲外,映演了彩色影片《东方红》,还有来日公演的北京歌舞团二十人参加,表演了优美的歌舞。

1966年十一月十二日,由神户华侨总会集资兴铸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落成,由总会主持,在太仓山儿童公园举行纪念庆祝会,并举行孙文先生铜像揭幕式。此外,在1967年由神户中华青年会发起,修理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憩止地移情阁。

上述对中国革命先驱者的纪念宣传活动,在神户市乃至日本人民心目中都产生深刻的印象与反响,也起了一定的文化交流的作用。

《日本神户华侨史话》写至此已告结束,最后附载笔者拙作七绝两首,以祝愿天津神户两个友好城市的友谊松柏长青!

天津神户若芳邻,城市缔交友谊亲。

海港革新输运盛,并肩猛进万年春。

昔时贸易久闻名,此日往来意义盈。

和睦连绵千万代,子孙共乐一家情。

(一九八一年一月)

编者附记:童玉民同志,浙江慈溪人,现年八十五岁,早年曾留学日本及美国,归国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解放后在浙江省农业厅工作,现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童玉民同志近年来为促进中日友好活动,曾多方搜集有关神户华侨史料,惠寄本刊。兹由齐植璐同志整理成文,并经童玉民同志审定,在选辑上刊出,以供关心海外华侨历史的同志参考。